前言
科技与人文的分合——论景观生态学的发展

景观生态学诞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成长与发展，在现今景观生态研究领域，景观生态学的研究非常注重景观的空间结构、功能与动态，置身于其中并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的生态关系，以及景观的规划与设计，其学科的理论基础呈现出地理学、生态学、环境学、物理学等诸多自然学科的交融互渗的景象。国内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几大阵地的众多学者的认真探索和开拓下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90年代以后，无论是景观生态学理论基础的探索和研究对象的开拓，还是景观生态学的方法论研究，特别是景观生态学的应用研究，都在借鉴欧洲和北美的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一定成绩。尽管如此，景观生态作为艺术性自然存在的意义却被逐渐抹杀，景观生态学的理论基础、方法论研究和学科的应用研究都缺乏人文色彩和美学底蕴。因为“景观”最早出现在圣经《旧约》之中，所形容的是有所罗门风格的耶路撒冷城的美丽景色，极富诗意情怀和浪漫色彩，随后被形容为“如画的自然风景”，之后又衍生为艺术油画中的风景画之意。由此可见，“景观”首先作为一种艺术性的载体而存在，其最原初的意义来源于其独特的美学内质和艺术气息。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景观”一词才被西方地理学界和生态学界赋予其科学的内涵而成为一种地理空间概念和生态科学概念，景观生态学也由此应运而生。

景观生态学基元性学科结构的内在特征，规定了它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蓬勃发展，科技的因素在整个学科的发展中占据了主导的作用。因为景观与生俱来的诗意传统和人文内涵与当代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的长足发展，景观生态学的生发趋势逐渐显现出科技与人文由分到合的格局，其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内在规律、应用研究都呈现出自然规律、生态规律与艺术规律三位一体的发展态势，从而为促进这一学科的良性循环发展奠定了基础。

景观生态学的研究不能偏于科技或者人文的一端，因为景观生态学本身内在规律的丰富性和整体性。其生态性与艺术性的相互渗透，使这一学科的科技性与人文性的中和之美在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逐渐显示出来，并且科技性与人文性由分到合的发展态势已逐步成为景观生态学这一学科在当代学术领域发展的趋势与路径。所以，在当今景观生态学自然学科之维相对发达的态势下，景观生态学的艺术审美之维也应该被充分展开。我们不仅应该从科学的角度探求景观生态的真质，包括景观的结构、动态和景观生态的一切科学的内涵，也应该从艺术和美学的角度发现、发掘其美的形态，以及人们审美经验介入其中所产生的审美心理，使科技与人文实现由分到合。因为美与真是自然生态规律最为本质的两个侧面，或者说它们是相生互长的，“往往生态规律的最真处，也就是最美处。美是最好的生态，美的生态里，所包含的真，是深刻的生态规律与美的规律的统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景观在美学领域逐渐引起重视，西方的环境美学和中国的生态美学遥相呼应，人文学者们开始从我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态环境中发掘生态规律与艺术规律的统一以及二者相生互发的趋势，使得景观的美学价值与生态价值逐渐融为一体。审美活动从一开始如康德所说的那样纯粹的、无功利的、与现实分离的行为，逐渐应验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家园意识和返乡情结，美学终于成为落入人间的天使，开始寻找其原本立足于芳香的大地之上的现实之根和隐藏于山水之间的生态之美。景观生态学的未来应该是追求景观生态真、善、美、宜、益诸价值的共同实现，正因为如此，景观生态学的自然科学之维与艺术审美之维应该由分到合，双双展开，唯其如此，才能使景观生态学的科技与人文的双向良性循环和这一综合性学科的健康合理发展成为可能。

一 景观生态学的理论基础——自然科学之维与艺术审美之维的由分到合

景观生态学的概念由德国地理学家特罗尔（C. Troll）1939年提出，但是这种对一个区域单位的自然—生物综合体的相互关系的综合研究在当时并没受到人们的重视。可以说，景观生态学自它诞生开始便被定位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其中地理学、生态学等自然科学的理论成为其学科基础，审美因素、人文因素便在无形中被忽略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自然科学从以分支学科为主走向综合性学科的研究，景观生态学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科学依据，通过理论探索和应用研究，逐步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外景观生态学的理论研究主要分为欧洲学派和美国学派，欧洲学派是其最初的阵地，主要以对人类活动参与的景观的应用研究为主，北美学派虽然也有应用研究，但是他们更侧重于对原始景观格局和功能问题的研究。国内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比较偏重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其理论基础基本上借鉴欧洲学派和北美学派，最主要的理论来源有二：一是地理学，二是生态学，用地理学、生态学原理和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相关理论来研究景观的结构和功能，景观的动态变化，相互作用的物质循环与能量交换，以及景观的分类评价与规划管理。我国比较有影响的景观生态学学者和专家主要有肖笃宁、邬建国、伍业钢、王仰麟、傅伯杰、景贵和、俞孔坚、陈昌笃以及徐化成等，他们从20世纪80年末开始对景观生态学进行理论探索与研究，并且取得一定成绩。肖笃宁的《景观生态学理论、方法及应用》是国内比较系统的关于景观生态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的专著，也是景观生态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奠基之作；许慧等的《景观生态学的理论与应用》和徐化成的《景观生态学》也分别对景观生态学作了基础理论的探索；科学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了傅伯杰等编著的《景观生态学原理及应用》，这本书对景观生态学的理论基础作出了相对全面的概括，“包括自然地理学的地域分异理论，生态学的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异质种群理论，还包括了系统论、渗透理论、自然等级理论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尺度效应等相关学科的理论”。

国内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在经历了将近二十年的发展之后逐渐走向成熟，但是理论研究仍然处于大量译介、套用、发展、延伸欧洲及北美景观生态学派的理论成果的阶段，因此，国内景观生态学需要在借鉴国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深入，需要更多的原创理论与理论构架。1986年，美国景观生态学派的Forman和法国学者M. Godron在《景观生态学》一书中，提出了七条景观生态学的一般原理：景观结构和功能原理；生物多样性原理；物种流原理；养分再分配原理；能量流动原理；景观变化原理；景观稳定性原理。十年后Forman将其补充为：景观与区域；斑块、廊道、基质；大型自然植被斑块；斑块形状；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碎裂种群动态；景观抗性；粒度大小；景观变化；镶嵌系列；外部结合；必要格局等12个方面。1999年，我国学者肖笃宁在借鉴Forman原理性总结的基础之上，阐发了景观生态学的核心概念及理论框架：土地镶嵌与景观异质性原理；尺度制约与景观层序性原理；景观结构与功能的联系和反馈原理；能量和养分空间流动原理；物种迁移与生态演替原理；景观稳定性与景观变化原理；人类主导性与生物控制共生原理；景观规划的空间配置原理；景观的自然性与文化性；景观视觉多样性与生态美学原理；景观演化的不可逆性及景观价值的多重性。肖先生把景观的人文因素纳入研究之中，这是国内较早具有这种研究意识的观点之一，说明学界已经开始注意到了景观的文化及美学的内涵。

美国学者史蒂文·布拉萨博士的代表作《景观美学》提出了景观美学的生物法则、文化规则和个人策略三层次构架，集景观学与美学理论于一体，有明显的景观生态艺术审美化的倾向，也为景观的审美研究提供了从理论基础到方法论的借鉴；肖笃宁教授也强调景观生态学“以人类对景观的感知作为景观评价的出发点，综合考虑景观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美学价值，围绕建造宜人景观这一目标，实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俞孔坚教授在《景观：生态、文化与感知》一书中谈到景观的生态与人文内涵及审美感知等问题，是国内比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景观生态学著作；陈望衡教授的《环境美学》认为“景观是一个美学范畴……景观是环境美的存在方式，也是环境美的本体”，用充满人文气息的文字和语言发掘了环境和景观的内在之美，从哲学的角度探析了景观作为环境美的本体性存在的美学价值及意义。但是这些理论多是从单纯的文化或者是景观美学的角度来挖掘景观的人文价值与审美内涵，较少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探讨景观生态的艺术审美特质。景观生态内部的自然科学的真质真态、善质善态的因素决定了其外部的美质美态人文科学的表现，因此，我们不仅要从传统的美学理论去研究景观生态的美学形态，更要运用生态美学、生态艺术哲学的理论来探索景观生态的深层的生态美学规律和生态艺术哲学规律。

由此可见，作为综合研究学科的景观生态学，它所需要的内部理论也必然是科学与人文的相互结合，不仅需要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等自然科学理论来阐释其科学的本质，还需要生态美学、生态艺术哲学等人文科学的理论来揭示其外在的审美的价值与意义。比如森林、河流、湿地这些作为景观生态研究的对象，传统的景观生态学就从其地理结构、生态关系、生物异质共生性以及景观的斑块、廊道、基质、缘等结构和功能等方面来分析，但是正是其这些地理学和生态学的科学内涵，孕育了其生态的静态的和谐之美与动态的不和之和的平衡之美，其科学的尺度正是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美在数的和谐”的生动写照。而另一方面，景观生态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每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美的范式，古代依生之美、近代竞生之美、现代共生之美、当代及未来的整生之美，生态美学和生态艺术哲学在景观的发展过程中融为一体。

正因为景观生态的审美功能与艺术价值已经贯穿于其作为审美对象的过程之中，它的艺术审美的深层内涵仍然需要挖掘，其自然科学所解释的景观内部的科学的规律与秘密，正是景观真态的本质，也是景观的外在美的形态的科学内涵与解释，而景观的生态艺术化过程极具美感的生态形式和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正是景观生态作为人文资源的可贵之处。因此，景观生态学的艺术审美理论的缺失无疑是一种景观生态学学科发展的失衡状态。景观生态的艺术审美是其生命力的一个基元性的因素，自然科学理论和人文科学理论在其研究中应该相互结合，而当今由分到合的学科趋势已经逐渐凸显，所以，景观的浪漫诗意的原初内涵在经历了科学的尺度与规范之后，应该向其最纯然、最本真的特质回归，将真与美的内质都充分显现，而扭转这种态势就需要生态美学、生态艺术哲学理论的介入，并使其成为这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 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对象——科研对象与审美对象的合为一体

在景观生态学理论基础之上，其研究对象就有了相对比较明确的界定，主要研究景观的三个特征：结构——不同生态系统或景观单元的空间关系；功能——景观单元之间的相互关系；动态——斑块镶嵌结构与功能随时间的变化。然而，“景”是指作为观赏对象的自然景观或是人文景观，其本身具有美学的特质。景观美的本质有三个方面：一是景观生态的内在的科学性态，如质地、形状、色彩等；二是景观以自然物、自然现象的形式美为必要条件的美学形态；三是以景观生态的生态系统个体之间的关系为本质的哲学质态，也即是其最本质的内部规律。景观美是景观生态最重要的形态之一，具有一系列特征：形象性、生动性、独立性；变异性、多样性；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等。国内景观生态学在借鉴国外研究理论的基础上，走的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综合研究的路子，以整个景观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景观空间的异质性、物种多样性与生态关系的稳定性，以及景观中各自然组成部分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异质共生性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物活动尤其是人类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即是探讨景观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及变化，与国际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内容大致吻合。生态包括生命体的生存过程与发展形态，也包括非生命的生成、生长、发展的生态过程与形态；生态美是充沛的生命、非生命体与其生境及环境的协调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一种美的形态，因此，景观生态学既有其地理学、生态学方面的科学研究价值，也有生态审美价值，应该在探索其科学尺度的基础之上发掘其生态美学内涵。

人类对美的经验扎根于自然的形式和动态变化也即是生态过程之中，而我们的审美价值恰好是自然的形象与诗意的表达，我们对自然的审美习惯是人类的内在的本然要求，也是人类对伦理道德的善的追求，正是这种美善合一的思想行为调节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自然不仅是现代自然科学兴起的基础，而且历来是人文科学特别是艺术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更是其回环往复的起点和终点。在西方，从古希腊的田园牧歌开始，自然景观生态的美与善便是其最为重要的内涵，在近代爱默生与梭罗最早开始探索景观的生态性、人文性以及自然特性的综合价值，尤其是瓦尔登湖，因为梭罗而成为真、美与善的生发之地。中国是有着诗性文化的传统的国度，文人对自然山水、景观生态的流连与亲近的习惯与理想由来已久，庄子“知鱼之乐”的法自然之道、孔子“沐沂咏归”的人生理想、竹林七贤“啸傲山林”的天然性情、靖节先生“归园田居”的恬淡自适、王维“清泉石上流”的超远脱俗、李贽“赤子之心”的烂漫纯真，都使中国这个农耕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度，其景观与自然的美学特征最早被他们赋予东方文化特有的诗性的诠释，让我们领略到其中的诗情画意，是那样一种无法言喻的美。

由此可见，在中国这个诗意而浪漫的国度里，景观生态作为审美对象而存在有其深远的传统，君子可以“不下堂筵，坐穷泉壑”，山水画的审美功能尚且如此，更别说活生生的景观生态实体了。郭熙的《林泉高致》开篇指出：“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君子爱山爱水爱自然，是因为它们可以使人从世俗的尘嚣缰锁中解脱出来，是可乐可游而可爱可亲的，是诗意而适宜的，是艺术化而美好的；李商隐的“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说的全是自然之景，一个人观雨看星，凄清婉约，满满的全是潮湿的忧伤；苏东坡“竹杖盲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他原是要看尽人间风景的，所以此生才到“黄州、惠州、儋州”。景观也好，生态也好，在诗人眼里便是如此了，在世人眼中亦是如此。艺术与自然是相生互长、相辅相成的，所以，董其昌说：“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亦以诗为境。”王国维先生“一切景语皆情语”道出了自然与艺术的本质关系，所以他极力推崇纳兰性德的“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的自然纯真。这些都道出了景观生态作为审美对象和艺术化的存在的美好与奇妙，这里的“景”实际上都不是单纯的景观，它们不是单纯的景与生态的组合物，也不是坚硬的科学尺度的模型，而是作为全面、整体审美对象而存在的景观结构和生态系统，是有情、有爱、有美、有生命力的生态艺术美境。

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关于审美经验和审美心理的分析，认为审美活动由自治审美领域向其他领域渗透，由“无目的的有目的性”到“有目的的目的性过渡”，而杜威的完美的经验即艺术的提法更胜一筹，他的“生活走向艺术”打破了以往“艺术走向生活”的传统理论与思维，“生活走向艺术”使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发掘审美化和艺术化的因素，使审美和艺术犹如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具有深刻的唯物史观的哲学倾向和大胆的独创精神。审美经验的介入在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在景观生态的审美之中尤其如此，也就意味着只要我们身处自然，对景观的审美便无所不在。景观生态不仅仅是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存在，它之所以引起学界的注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在普通人审美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审美效果，其内在的自然科学的意义隐含于其外在的艺术化的审美形态之中。

人类的审美心理机制与生态美感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是生态进化和文化浸染相互作用的一种形式，也是人类各种特有的审美经验的共同作用的结果。景观作为审美对象更能调动起人内心各种审美经验的介入，“独坐敬亭山，相看两不厌”，“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是审美心理的互动机制和由审美视觉的“看”的功能引发的“爱”的结果，景观生态作为审美对象被赋予人化的特点，在审美者的眼中显得妩媚多姿；“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是景观生态的色彩缤纷给审美者带来的视觉盛宴与优美文思；“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是景观生态的山野天籁给审美者带来的听觉享受与佛禅心境；“杳霭流玉，悠悠花香”是景观生态的流玉温香给审美者带来的味觉感受与甜美心情；“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是审美过程的动态变化给审美者带来的步移景换、天地各异的审美体验。

这些审美经验的介入，使得景观生态作为极富魅力的审美对象而存在，超越了其作为单纯而单调的科研对象的价值。而在当代社会，有越来越多的文化为了功利与实用而放弃对美与善的追求，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内容同样如此，其审美价值与艺术内涵是极其丰富的，缺乏美与善的文化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应该重拾这种传统，让作为科研对象与人文对象的景观重新由分到合，使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彰显出景观的自然生态之真、生态艺术之美与生态伦理之善诸内在价值。

三 景观的内在规律——自然规律、生态规律、艺术规律的三位一体、共同演绎

由前面可知，当前国内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基础理论、研究对象都偏于自然科学方面，景观美学则仅仅关注景观的静态之美，很少从生态角度探索其动态的生态审美价值与艺术规律。而景观处于宇宙空间之中，本身是一个由生命体、非生命体与其生境、环境构成的相互联系而又独立存在的整体生态系统，其必定潜含着独特的自然规律、生态规律和生态审美价值，其内在的科学的真态往往包含着自然外在的最美的形态，而且自然艺术和人生艺术一样，符合生态艺术规律地生存发展，因而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生态艺术境界的艺术生境，艺术生境是“生态艺术化和艺术生态化的贯通与一致，是生态系统艺术化和艺术系统生态化的相接与叠合”。因此，在当前的景观生态学的研究中，应该自觉地将自然规律、生态规律与艺术审美规律三者结合起来，这三者在景观生态系统中是三位一体，共同作用于作为科研对象和审美对象的景观生态，演绎出集真态、善态、美态于一体的景观生态美景与生态艺术美境。袁鼎生教授的生态美学新作《生态艺术哲学》在深厚的生态美学、艺术哲学基础之上，在宏观辩证的视野之中提炼出了集生态规律、美学规律、艺术规律于一体的生态艺术哲学，对当前景观生态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高彦妍的《艺术哲学对于景观设计发展的影响》针对目前中国景观设计的肤浅与“拿来主义”的现状，从儒释道传统文化中抽取艺术哲学的精华，给予景观设计与发展以艺术哲学高度的指导。

景观是在大自然经过漫长的进化、修整与完善之后所形成的特殊的生态结构，是自然规律、生态规律、艺术审美规律三者的完美结合产生的一种自然形态。景观生态首先作为自然界的一种物态而存在，然后作为一种“观”的对象而存在，景观生态的科学的真质，必定是符合自然规律和生态规律的，必然会产生诸如对称平衡、动静结合、虚实相生、远近高低、上下起伏等审美视觉上的美态，从而使景观生态呈现出风格不同的生态美，由于不同的地质条件、气候因素及外界条件的影响与限制，它们在艺术化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生态艺境。比如张家界山水的地质地貌使其表现出崇高、壮丽、动态之美，与桂林山水的地质气候因素造就的妩媚、婉约、宁静之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且二者在此过程中演绎出风格迥异的生态艺境，桂林山水的秀丽典雅犹如智慧成熟的中老年艺术家澄明静观的日神精神，达到出神入化、笔随意转、无法之法的生态艺术化境，张家界山水的峭拔奇险恰似热情奔放的青年艺术家浓烈激情的酒神精神，达到随心所欲、鬼斧神工、笔落天外的生态艺术造境。这两种生态艺术境界正是自然法则、生态法则与审美法则、人生艺术与生态艺术潜生暗合的结果，是生态规律、自然规律和艺术审美规律的完美结合，真正实现了自然生态艺术的最高境界——自然之境。

景观首先作为宇宙空间和自然界的一种存在之物，它是宇宙中地球的重要组分、自然界重要的构造基元，其存在本身便是符合自然中一切最高的法则与规律的，自然法则在最大限度上规范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可能性与现实性。宇宙本身就是景观的一种，而这一景观的存在自身原本就是客观而诗意的，澄明灵动、无边无际的茫茫太空，“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它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良性循环，形成了一道壮丽优美的奇特景观。其他的景观便在大宇宙环境之中诞生，并且在各种自然法则的规范下形成自己的小宇宙，各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而又各行其道、并行不悖，因此，我们必须在景观生态的研究之中探索整个宇宙景观的自然法则与规律，因为这是一切事物产生与存在的基础。

其次，最为本质的是景观内部所包含的深刻的生态规律，比如景观结构的组合原则、景观组分的异质共生原理、景观规划的斑块镶嵌理论，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生态关系，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平衡有序的运行，物种的多样性、稳定性的保持机制，以及景观结构与生态系统的动态发展等，都是景观内部本然而稳固的生态规律的运行与演绎。这些是景观生态学中自然科学所追求的景观的真质真态的内涵，也即生态规律如何在地理载体与生态系统中达到最科学的组合配置与动态发展，这些科学原理所包含的真质的形态正是其美态和善态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

再次，景观作为一个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的生态整体，其生态系统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存、双向互动的审美关系，景观生态系统是一个自足的物质生命体，有其哲学原理和根基，有其哲化的也就是艺术化的过程。生态审美场是“生态活动和审美活动结合形成的审美场，是生态自由与审美自由统一生发的审美场”。景观在整个审美场中作为审美对象而存在，人类的审美经验介入其中，生态审美关系就相应地在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态审美场域中发生。景观的自然科学的形态，诸如平衡、对称、尺度、比例等，都使其具有一种视觉上的美感性态，即优美、柔美、壮美、崇高等。景观在自然界长期的生长发展进化过程就有如作为个体的人的一生，二者有从自然规律到生态规律再到艺术规律的相合性，因此，景观的生态艺境就如同艺术家在人生不同阶段所达到的艺术境界。艺术生态化、生态艺术化，其最高境界都是“自然”，是大自由、大自然的完美境界，也即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由自然之境，是深刻掌握了生态规律、艺术审美规律之后的蜕变与升华，是自然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人化地实现了其艺术化的进程，是一切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一切艺术所达到的最高境界的哲学本质的光辉闪耀。

所谓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的就是自然与人、与人生艺术之间的不可割断的渊源关系，这是世间万物共有的内在法则，“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行，其本身就是节奏与和谐……一切艺术境界都根基于此”。因此，景观的自然规律、生态规律、艺术审美规律的三位一体的共同演绎，是景观为实现人类完美的生存居所的终极目标所作的努力，也是景观与人类和谐整生的内在要求，这也是景观生态学研究应该遵循的基本规律和最高法则。因此，景观只有实现其真（科学）、善（文化）、美（艺术）、宜（日常生活）、益（实践）诸自然本质、生态形式、艺术审美价值与实用目的，从而才能为人类实现生命的全美创造必要的条件，最终实现人与生境潜能的整生性自然实现。

四 景观生态学的应用研究——技术与艺术的双剑合璧

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其应用研究的重要性，所以，景观生态学本来是生态学的应用研究的一种。生态美学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如何在全美的自然中实现生命的全美，故而景观生态学的应用研究是为了使我们人类生存居住的生境与环境都更加美好，从而在生命的全程全域中实现健生、乐生、美生。因此，景观生态学的应用研究就是研究如何使人类生存环境景观化，也即是艺术审美化，所以，审美和艺术的环节不可或缺。景观生态学的应用研究贯穿于对森林、草地、河流、海滨、湿地、乡村、城市、景区等人类一切生存空间的规划与设计之中，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景观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景观生态系统承载力的研究；人类对景观的影响力和人类生存环境的稳定性的研究；土地利用、景观生态环境的结构与规划。黄锡畴等1984年在《地理学报》上发表的《长白山高山苔原的景观生态分析》是我国第一篇景观生态学报告，已有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应用研究的倾向；肖笃宁于1990年发表的《沈阳西郊景观结构变化的研究》标志着我国景观生态学的应用研究的真正展开；傅伯杰、陈利顶等对黄土高原的土地利用评价、景观空间格局和土地资源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邱扬等对森林土地利用进行了景观生态学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而目前景观生态学应用研究采用的是地理学与生物学诸多自然科学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也使得这种应用研究更加方便，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技术和自动化制图技术的有机结合、数学定量和模拟技术、景观分析、古生态信息的获取、定位观测试验的网络研究等方法大大方便了景观生态学的应用研究。但是，在此过程中对景观结构斑块、廊道、基质、缘等景观因素的划分与重组，基本是对景观生态学学科基本原理的直观演绎，美学特质与艺术功能缺失的现状无疑给当前景观生态学的应用研究带来一些不足，阻碍了其向审美领域的自由、自然、自足地发展。

因此，景观生态学不仅要研究如何在现实中保持景观的生态审美特性，还应该研究创造景观美与改善观赏条件。景观美的创造既要考虑自然的生态规律，又要兼顾人们的审美需求，所以，景观生态系统的环境与生境的生态特点、生态规律与美学规律、艺术法则就是景观美保持、发展与创造的重要因素。而地理学家罗文素（D. Lowenthal）则认为：“自然被认为比技巧更优越。最受宠爱的景观是野生的；被人类改变、干扰或者建筑于其上的景观，被认为不值得注意或者不值得修复。”自卡尔松提出肯定美学以来，“自然全美”便成为一个颇流行的美学命题，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便有不少哲学家持有“自然全美”的观点，中国庄子的“万物齐一”、美丑相对的思想也是“自然全美”的先声，虽然他的本质在于“道”，然而他们都认为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美的，也即是自然无丑。诚然，自然的一切都是纯美至美的，而且美好的东西也一定具有自然的特质。“自然全美”的提法有其特定的生态观和美学观的指引，实际上这是一种自然系统本身的整体审美价值和自我调节功能所产生的一种整体的生态审美价值。“自然全美”在本质上是生态伦理学意义上的善态的存在之物，也即是尊重自然本然的存在，并非是自然的一种单纯的美的形态，而是有着全面的、辩证的深层哲学内涵。因此，景观生态学在其应用研究这一方面应该实现自然的全面而辩证的“全美”之境，也即是使自然形式合乎生态的目的性与审美的规律性，不仅要保持自然界与生俱来的“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近乎神奇的壮丽优美，而且要尊重自然界的看似丑陋却有其合理性的存在之物，比如自然灾害，更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自然复魅、增魅，使其不断趋于完美。

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有相应的方法与手段，景观生态学研究方法是促进景观生态学理论的发展和保证景观生态学得到有效应用的手段和保障。在当前景观生态学应用研究中，“基本上都是采用国外尤其是美国景观生态学的原理、方法；在景观格局研究中，多是采用景观指数或国外开发的计算机软件包，如SPANS、Le、LSPA、FRAGSTAS等，其中以FRAGSTAS功能最强，使用最广”，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技术和自动化制图等技术的有机结合以及数学定量和模拟技术的应用，大大促进了应用景观生态学的发展。我国学者也在应用研究方法方面作出了相应的探索与努力，肖笃宁等的构造城市化指数。赵景柱的景观生态格局动态度量指标体系。傅伯杰的景观多样性的空间制图等都取得了相应的成绩。这些方法和技术虽然为景观生态学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然而技术终究是简单的、单调的手段，而艺术却是浪漫的、有美感的内容，庄子的《庖丁解牛》所达到的“圭然响然，奏刀圭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已经达到一种至高的审美境界和纯熟的创造自由。因此，“道”是审美的境界，是对“技”的超越与升华，超越了实用目的，从而进入审美的境界。景观从一开始的艺术审美功能走向科学实用研究，是艺术向技术的转化，而景观生态学的应用研究也应该从技术向艺术回归，使技术性的方法上升到艺术的境界，景观中所包含的艺术的、哲学的内涵是其技术的手段所应该追求的目标之一。

目前，虽然景观生态学的研究从方法到手段都更多地关注景观生态的科学内质，但是在景观生态规划中，层次分布、虚实搭配、质感配置、疏密组合、明暗对比、上下起伏、对称尺度、平衡比例等构景法则与组景规律，都在其造景、借景、框景、组景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不仅要从科学的角度探索风景的规划设计，而且也要注意到美学规律和艺术法则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古典园林是最精粹、最精致的景观生态规划缩影，虽由人做，宛自天开，构园有法却又是无法之法，曲径探幽，牖中睽月，浪漫神秘，美轮美奂，山水的静穆之美与飞檐的灵动之态，水体的虚空之感与建筑的实在质感，充满中国特有的美感，都能使观赏者产生无限广阔的审美心境，可以说是因地制宜造景的典型。无论是皇家园林还是私家园林，其造园理念都把审美效果和艺术处理放在第一位，这固然与中国士大夫“身居庙堂，心在江湖”的人生追求有关，事实上却是景观生态学艺术审美化处理最成功的实践。“园林巧在‘因’、‘借’，精在‘体’、‘宜’”。苏州拙政园借远处北塔寺的倒影，与荷风四面亭一远一近，一高一低，意境幽远，既可借远近高低各位美景，也可借春夏秋冬四时佳景。整体性比较强的景观，在生态性与审美性处理方面同样有比较成功的典范，桂林市区以喀斯特地貌的山水为生态审美实体的景观，包括以漓江、桃花江、榕湖、桂湖、杉湖、木龙湖构成的极符合生态规律和审美规律的生态廊道，区别于阳朔以村舍和山体为斑块、以水为廊道、以农田为基质的所构成的颇具田园之美的乡村景观生态，其两江四湖的融通圆活，增添了整体景观的灵动与妩媚，大桂林景观圈的美学风格循序渐进、序态环扩、连通一体，是比较成功的景观生态学应用研究。

景观生态学力图研究人类生境与环境的景观化，缔结一种审美关系，结构性地提升拓展审美质量，使生态景观化，从而艺术化地创造出一种宜居宜游的生态艺术美境。景观的审美化、艺术化的处理之后所产生的最大质化和最大量态的审美效果，比科学的尺度更能引起人内心深处对自然的依恋与向往。因此，景观生态学的应用研究有必要从中国传统应用美学和景观美学中汲取养分，因为这些美学理论最大质化、最大量度地实现了景观的生态艺术审美化。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中的“意境”理论意义深远，“有我之境，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与“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意境”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作为审美对象的景观可以“景由境出”，作为欣赏主体的人可以“情由境生”。如此一来，这些艺术化的处理都使平常无奇的景观生态成为具有无限艺术审美魅力的存在之物。但是，我们也不可抛弃了对景观生态的科学的真质真态的追求，因为这是景观生态审美化和艺术化的重要前提和必要基础。

结语

在当今学界综合研究趋于成熟的大背景下，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局限于传统的学科视野，很多学科本身和其研究内容都具有交融互渗的特点，而且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也呈现出互相流通的态势，因为科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就包含着诸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规律，所以，这种综合研究的方法是全面、科学而辩证的，具有方法论指导的意义。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类在大地上的诗意栖居，真正达到人与生境潜能的整生性自然实现，所以，景观生态学研究应该重新审视景观中自然法则、生态法则、艺术法则三者的共同演绎所产生的中和之美，最终实现景观生态学的科技与人文的由分到合的研究前景。

“景观”虽然是自然形式的一种特殊的存在体，然而它和自然一样具有本然的美，是客观的、不为人的意志所改变的。我们常常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原是因为天地之间有大美，有大爱，山水之间有至美，有深情，人此生的目的就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自然与我们如此亲近且如此充满诗意，所以，我们才会不遗余力地研究其内在的规则，然后法天法地法自然。景观本身就包含了自然规律、生态规律和艺术法则，而且三者三位一体、相互作用，在景观内部周体流转、循环运行。自然科学的自然法则、生态规律使其根本在大地上坚实生长、根深蒂固，而人文科学的审美规律与艺术法则使其枝繁叶茂、鲜花盛开，因此，景观生态学的研究不能只偏于一端，无论是其理论基础，还是其研究对象与内容，抑或是其应用研究方面，它必须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融会贯通，特别是将景观的生态规律、自然规律、艺术规律三者水乳交融，唯其如此，景观生态学才能健康茁壮地发展成为一门生命力很强的学科。景观生态学的中和之美是科技与人文的耦合并进、双向互生，不是一方的强势和另一方的泯灭，而是二者在总体的发展之中所呈现出来的整生之美。

生态美学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在全美的自然之中实现生命的全美，这是生态美学对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作出的最和谐的调整，对人与生境的潜能得以整生性自由自然实现的前提。而景观生态学正承担着前者的实现的重任，“全美的自然”正是景观生态学的终极目的，因为“景观”作为一个复杂而又简单的自然与人文的载体，科学求其真、文化求其善、艺术求其美、日常生活益、实践求其益，只有达到诸项价值与目的的整生性自然实现，景观才有可能成为人类诗意栖居的场所，才有可能成为最高层次的全美的自然。我们作为有高度主体意识的人类，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不仅要尊重自然本身原有的形态，探索其内在的和本然的自然规律与生态规律，从而实现对其科学内涵的真的追求，更要有发现景观生态外在美的形态的眼光，从而实现对其自艺术审美层面的美的追求，科学与艺术、科技与人文从来都是自然的本质内涵的一体两面，也是景观生态学得以良性循环发展、展翅飞向更高的学术高原的不可或缺的两翼。

合态的景观生态学以其崭新的本质规定性成为本课题的理论背景。本课题的展开，促使景观生态学与生态美学、生态批评等融合共生，生发出更为中和的生态审美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