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有关社会组织发展的文献综述

随着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学术界涌现了一大批对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和民间组织的研究。目前对社会组织发展现状的研究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组织和民间组织兴起的宏观背景和结构性因素。例如，王名等学者将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社会组织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社会组织的兴起阶段，从改革开放初到1992年；第二阶段是在市场经济潮涌下形成的发展高潮，这一阶段从1993年到1999年；第三阶段是从2000年以后，随着政府改革、市场经济改革深化，社会分层与利益集团形成下的发展高潮（王名，2007；刘求实、王名，2010）。他们还指出中国的社会组织的发展得益于政府职能转变的体制变革、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空间的扩大等有利因素（王名、刘求实，2007；王名、孙伟林，2010）。通过研究中国环保组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发展历程，一些学者指出中国环保组织的发展得益于良好的政治环境、对环保事业比较支持的媒体、网络的发展，以及国际组织的支持（Yang, 2005; Chen,2010）。从90年代开始，政府开始逐步重视环保事业，并且支持通过第三部门的发展来应对环保问题，同时国内的媒体也比较支持环保组织的活动，这为环保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网络的发展促成了网络化NGO的发展，这种组织形式降低了NGO的资金成本，同时也克服了政府对NGO的限制。国际组织对中国环保NGO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为国内NGO提供了资源和新的理念，增强了国内环保组织的合法性，并且推动了国内环保组织的能力建设。

第二类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如何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其中大部分研究将市民社会的理论或法团主义理论作为两个主要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组织和国家的关系。这类研究的焦点是NGO的自主性问题，即NGO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市民社会理论强调在国家与社会权力的分配格局中，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社会组织与国家互相制衡，并通过促进政治参与和对国家的监督从而带来政治转型。例如，高登·怀特通过考察浙江萧山的基层社团，提出当代中国出现了市民社会的萌芽，指出中国社团的发展呈现出市民社会的组织化特征，并且正在向着市民社会的方向发展。Frolic在对源于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进行调整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领导的市民社会”（state-led civil society）的概念，并以此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组织进行了分析。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框架更适合分析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这些学者比较强调国家在社会组织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例如，安戈和陈佩华指出，中国的社会组织和国家的关系是法团主义模式。国家在某一领域中仅认可一个社会组织，并通过该组织保持与这一领域的联系。顾昕和王旭通过2001～2003年对北京、浙江和黑龙江三省市的专业性社团的调研，指出我国的专业性社团是在具有法团主义特征的社团监管体系下开展活动的，专业性社团的自主性尚未得到充分发展。范明林和程金也指出政府通过授权等多种方式承认社团的合法性，同时也拥有了对社团的控制权，这种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关系具有法团主义特征。Hsu和Hasmath指出，尽管中国政府提出大政府、小社会的理念，但是政府仍然在社会问题管理上起了重要的作用，NGO和社会组织需要积极与全国和地方层面的各级政府进行合作，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从而影响政府行为。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提出了各种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模式。例如，Spires（2011）用附随共生（contingent symbiosis）关系模式来描述未注册的草根NGO和政府的关系。这种关系模式的特点是NGO通常会采取自我审查的方式，避免从事和推动民主化相关的工作，而是主要提供社会服务，帮助政府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以便得到政府的默许。在这种关系中，政府处于比较强的状态。这种NGO和政府的关系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而是政府占主导地位。康晓光和韩恒（2005）提出了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分类控制的关系模式。国家根据政府的利益需求以及被控制对象的挑战能力和社会功能，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控制方法。由于国家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控制方法，对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发展会产生不同的影响。Ho则以“嵌入式行动主义”的概念来分析环保组织和国家的关系，即尽管国家对环境保护运动有所限制，但也提供了帮助。限制性的政治环境促进社会环保组织采取一种自愿审查的制度，以及一种“去政治化”的、非对抗性的策略，并充分利用其与政府和国家官员之间的非正式关系来影响政策制定的过程。

第三类研究是对各种社会组织发展的案例研究，着重分析NGO面临的困境以及相应的生存策略和运作过程。例如，王名（2001）从NGO的活动、NGO自身的组织能力，以及NGO与政府、企业、资助者的关系三个角度，对中国的各种类型的社团进行了案例分析。徐家良和万方从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模式、资源动员能力、组织活动层次三个维度，对中国民间环境保护组织的发展进行了详细的剖析。朱健刚从法律、人力、资金、信任、知识五个方面对上海和广州的两个志愿组织进行深入分析，考察草根组织如何确立规范、设定发展策略，以及如何建立组织框架、克服困境而发展。邓莉雅和王金红（2004）通过对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土生土长的民间维权机构“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的分析，考察了中国NGO发展的制度因素与资源因素对NGO的生存与发展所造成的制约。张紧跟和庄文嘉通过分析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这个案例，指出该组织采取的主要行动策略是非正式政治型的，这些非政治行动策略包括掺沙子、拜老师、接订单、创制选票市场、寻求媒体支持、结盟友等。而这种非正式政治行动策略是在国家的底线控制与草根NGO的夹缝求生互动中产生的。和经纬等人对农民工维权NGO的研究显示，面对NGO制度合法性的不足和组织资源匮乏的双重制约，草根NGO为了生存，采取了一系列组织策略。例如，为了补充合法性资源，草根组织不得不着眼于制度外的道义正当性，以期获得社会的支持以及政府的默认。草根组织试图通过建立顾问委员会、理事会等方式获得知识精英的背书，有的还诉诸与政府官员的个人联系。朱健刚和赖伟军的研究分析了汶川地震后NGO的联合行动，并指出这种NGO联合行动是依靠情境性的不完全合作策略。采用这种策略的原因是政治机会结构狭小，NGO以不完全合作的方式来规避联合行动的外部政治风险；同时合作网络的非正式性和合作意愿的不完全性，使得只有不完全形态的合作才能满足联合体内部对具体合作形式的要求。

虽然目前关于社会组织和NGO的产生和发展的研究出现了很多成果，但仍存在着以下几点不足。首先，现有的文献大多采用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对NGO的发展进行研究，分析框架比较单一。其次，现有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是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社会组织的影响，但关于资金资源对NGO发展的影响关注较少。资金资源是NGO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我们需要深入研究资金资源和NGO发展的关系，分析NGO从哪里获取资金资源，如何动员资金资源，以及不同的资金获取渠道对组织发展策略产生何种影响。再次，现有的研究还忽视了组织生态环境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随着各个领域NGO的日益增多，NGO所在的社区日益活跃。NGO行业中经常举办经验分享会、能力建设培训以及考察学习等活动，NGO行业内的信息交流平台也很活跃。同时NGO行业中还涌现了一些比较有规模和成熟的社会组织孵化机构，致力于培育新的公益组织。这个活跃的NGO生态环境是如何影响NGO发展的，也值得我们关注。最后，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在各种社会组织中，有些社会组织发展得比较好，它们的资源动员能力和执行能力很强，它们组织的公益行动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能影响政府和公共议题。但是有些社会组织发展得并不好，资源动员能力和行动能力都比较弱，活动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为什么有些社会组织运作得比较有效，有些却不太有效？社会组织的有效性并未受到关注。

针对以上问题，本书将结合社会运动理论、组织社会学理论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构建一个分析社会组织和NGO运行发展的理论框架。本书的主要研究问题包括：NGO是如何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中发展的？资金资源、政治机会和组织生态环境是如何影响NGO发展的？NGO是如何获取资源来开展工作并实现自身的社会使命的？这些资源从哪里来？为什么有些NGO的资金获取能力强，有些则弱一些？为什么各个NGO的资金结构不同？资金结构的不同又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会给NGO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有些社会组织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成效，但有些却没有？NGO是如何获得组织有效性的？哪些因素影响了NGO的组织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