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统治阶级的衰败与礼制僭越

晚明时期明王朝的统治已经现出了一种无法挽回的衰暮景象。嘉靖中叶以后世宗不临朝，专事修仙，政事荒怠，有“钱痨”之称的严嵩父子贪贿弄权，柄政20年之久。万历初期（1573～1582），张居正任宰辅，实行新政，在政治上以法理争，加强集权，伸张法纪，整顿官府和吏治，经济上实行“一条鞭”税制，调整经济政策，发展社会经济，其辅政十年，是明朝最繁荣昌盛的时期。张居正死后，神宗亲政，明朝又走上了下坡路。神宗晚期“酒、色、财、气”俱全，且怠于临朝，自万历二十年（1592）以后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基本上不郊、不庙、不视朝。神宗不理朝政，却对宦官的密报“百言百听，如提如携”, “是时，廷臣章疏悉不省；而诸税监有所奏，朝上夕报可，所劾无不曲护之”。矿监税使的派遣，给明王朝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官僚体制被破坏，税监到处横征暴敛，极大地摧残着城乡的手工业和商业，最终激起民变，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的临清民变，二十八年（1600）和二十九年（1601）的武昌民变等。神宗专权而无为，各级缺官不补，致使“六部堂官仅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缺不补”，据《明通鉴》记载万历三十年（1602）“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朝堂近于瘫痪，当时政治的废弛程度由此可见。其后泰昌朝如昙花一现，在神宗政治的阴影下，先后历“移宫案”“红丸案”，光宗朱常洛即位一月而逝，迅速凋零。天启皇帝更是昏庸无能，16岁继位，对政治不感兴趣，唯爱好工匠，致阉党乱政。魏忠贤与其乳母客氏勾结，利用强大的特务机构，把持朝政，对东林党人残酷迫害。总之，整个晚明朝皇帝的“非君”作为，破坏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中央集权专制国家权力被严重削弱，出现了对君主权威的质疑。党争的激烈冲突，也使得官僚集团分裂严重，整个封建专制体制基本处于无为状态。上至君主下至皂隶都争先恐后地加入聚财纵乐的行列，一个新官到任，“循例取索，而又倍之”，文武官员多由贿进。于是贪贿、兼并、奢靡之风便在士大夫和官绅间弥漫开来。以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民不堪命。全国各地频频发生民变，加上连年灾荒，大量的饥民、流寇等流窜骚扰，国防力量减弱，兵变频仍，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统治的稳定。国家形势极其危险，至崇祯朝时，虽朱由检励精图治、改革时弊，但面对内忧外患、矛盾加剧，国势已走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礼制秩序的规定，目的是在社会中形成明尊卑，别贵贱的传统，是维护封建统治正常秩序的必要手段与工具，但当政权失去其权威与震慑，纲纪废弛，律法不严，则会造成礼制秩序的混乱。晚明时期，统治阶层的衰败，必然伴随着对皇权的蔑视与挑战，在服饰、住房、车舆、饮食、婚嫁等方面出现种种越礼现象。

明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极致，对礼制秩序有着严密和细致的规定，朱元璋在开国初期就说：“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辨其贵贱、明等威。是以汉高初兴，即有衣锦绮縠、操兵乘马之禁。历代皆然。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奢侈，闾里之民服食居住与公卿无异。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所以失败也。”明初以史为鉴，对礼制规定尤其重视。以服饰为例，正统十二年（1447）二月，英宗谕工部臣曰：“官员服饰旧有定制，今闻有僭用织绣蟒龙、飞鱼、斗牛及违禁花样者，尔工部其通谕之：此后敢有仍蹈前非者，工匠处斩，家口发充边军，服用之人重罪不宥。”叶梦珠在《阅世编》中亦谓：“自职官大僚而下至于生员，俱戴四角方巾，服各色花素绸纱绫罗道袍。其华而雅重者，冬用大绒茧绸，夏用细葛，庶民莫敢效也。其朴素者，冬用紫花细布或白布为袍，隶人不敢拟也。……其市井富民亦有服纱绸绫罗者，然色必青黑，不敢从新艳也。”可见明初对官僚以及下民有着明确的服饰规定。而到晚明时期，在服饰中象征皇权至高无上的团龙、立龙等却成为百姓常用的服装花纹，如《万历野获编》所载：

天下服饰僭拟无等者，有三种。其一则勋戚，如公、侯、伯支子勋卫，为散骑舍人，其官止八品耳，乃家居或废罢者，皆衣麟服，系金带，顶褐盖，自称勋府。其他戚臣如驸马之庶子，例为齐民。曾见一人，以白身纳外卫指挥空衔，其衣亦如勋卫，而衷以四爪象龙，尤可骇怪。其一为内官，在京内臣稍家温者，辄服似蟒似斗牛之衣，名为草兽，金碧晃目，扬鞭长安道上，无人敢问。至于王府承奉，曾奉旨赐飞鱼者不必言，他即未赐者，亦被蟒腰玉，与抚按藩臬往还宴会，恬不为怪也。其一为妇人，在外士人妻女相沿袭用袍带。固天下通弊，若京师则异极矣，至贱如长班，至秽如教坊，其妇外出，莫不首戴珠箍，身被文绣，一切白泽、麒麟、飞鱼、坐蟒，无不有之。且乘坐肩舆，揭帘露面，与阁部公卿交错于康逵，前驱既不呵止，大老亦不诘责，真天地间大灾孽。

可见这一时期在服饰方面与明初有着巨大的差异，象征帝王蟒龙及表明各级官阶差异的飞鱼、斗牛等已成为普通人争奇斗妍的装饰，对王权的僭越可见一斑。在其他日用品方面也同样如此，明初严禁庶民厅房逾三间，即便富人可以拥有数十所房舍，但每所房舍的厅房也不得超过此数，更不准用瓦兽屋脊，彩绘梁栋；家居不许用红漆金饰细木桌椅；酒具只能用锡、银或漆器，不准用盏；肩舆只准三品京官乘用，庶民不能越分。而到明朝后期，这些规定都被打破，《客座赘语》载，“嘉靖十年（1531）前，富厚之家，多谨礼法，居室不敢淫，饮食不敢过。后遂肆然无忌，服饰器用，宫室车马，僭拟不可言。”一个匠头的别墅可以“壮丽敞豁，侔于勋戚”。“隆（庆）万（历）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当然这与晚明时期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王权的衰落，并直接导致了君臣父子等级关系的混乱。张居正之后，社会自下而上引发了一股“非君”思潮，著名的如“海瑞骂皇帝”的事件，其《治安疏》谓：“今赋役常增，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迩者严嵩罢黜，世蕃极刑，差快人意，一时称清时焉。然严嵩罢相之后，犹之严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汉文帝远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内外臣工之所知也”。其言辞犀利，直指帝王之过。“孝”历来是“忠”的基础，但晚明时期在江南地区，就有儿孙掘祖坟，焚祖尸的现象，尊师重道的风俗也遭到破坏，“民间之卑胁尊，少凌长，后生侮前辈，奴婢叛家长之变态百出”对礼制的反叛，是自上而下的结果，正所谓“乱自上作”，封建统治的衰弱是影响社会风尚变化的重要因素。

另外，正因为专制统治的松弛，加于人们身上的各种礼制规定，伦理道德失去了它的约束力，人们在生活中追求美、新、奇，讲求生活品质，开始了一种本我的生活方式，与商品经济发展、哲学思想的开放互相影响，在后文中将一一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