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随着对智库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升，“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经高层领导的批示和党的重要决议及文件所强调，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智库研究已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出现了一大批智库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等成果。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就开始了对国外智库的关注，出现了一些以介绍国外智库为主的成果。当时对智库的提法也各不相同，如思想库、脑库、智囊团等，这些较早的作品有吴天佑、傅曦编著的《美国重要思想库》（时事出版社，1982），夏禹龙等编著的《现代智囊团》（知识出版社，1984），张静怡的《世界著名思想库——美国兰德公司、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等见闻》（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徐之先、徐淡编著的《日本的脑库》（时事出版社，1989），等等。

进入21世纪，中国学者的智库研究成果更趋丰富，出现了一批新的成果，例如，孙家祥等的《领袖的外脑——世界著名思想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院）编撰的《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时事出版社，2003）,《欧洲思想库及其对华研究》（时事出版社，2004）,《俄罗斯外交思想库》（时事出版社，2005），王莉丽的《旋转门——美国智库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0），李建军、崔树义主编的《世界各国智库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冯绍雷主编的《智库——国外高校国际研究院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冯叔均等编著的《智库谋略——重大事件与智库贡献》（三联书店，2012），李凌等著的《智库产业——演化机理与发展趋势》（三联书店，2012），等等。

近年来，中国学者智库研究的领域更为宽广，研究也不断深入，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例如，任晓的《第五种权力——论智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将智库称为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以及第四权——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从智库的定义出发，梳理了智库的发展历程、类型、功能、运作机制和筹款方式等，对美国两家著名的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传统基金会进行了案例分析，并介绍了西方智库的中国问题研究和对华政策研究。另外，作者还专辟一章介绍了中国智库的发展现状，对智库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认为智库将进一步走向国际化、网络化，中国智库也将展现国际性作用。唐磊主编的《当代智库的知识生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汇编了10余篇国外学者的智库研究论文，对美国、英国、德国及中国等各国智库的形态、特点以及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展现了西方学者对智库定义、智库功能、智库知识生产的内在机制、智库影响决策的机制及其评估等问题进行的深入思考，期望以此思考中国特色智库建设的路径。

此外还出现了一大批智库研究的论文，聚焦于中外智库的发展与影响力，例如，陈媛媛、李刚、关琳的《中外智库影响力研究评价述评》［《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结合具体实例探讨了智库影响力评价解决方案和未来研究趋势；吴育良的《国外智库信息服务的分析与启示》（《情报杂志》2015年第2期）通过对国外知名智库信息资源建设、信息服务内容、信息服务策略等方面的介绍和分析，提出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信息服务部门应从智库决策研究信息支持保障机制、智库决策研究信息支持集成平台建设、智库决策研究信息支持协同创新、智库决策研究信息支持服务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四个方面来构建智库决策研究支持信息的服务集成；李纯、崔小委的《全球智库发展概况及我国智库发展态势分析》（《图书馆与理论实践》2016年第6期）从智库的发展历程入手，介绍近年来全球以及重要国家的智库发展概况，从国别、机构和突现词三个方面分析了目前学界对国内外智库的研究情况，从整体上把握全球智库的发展态势，并结合实际总结了现阶段我国智库发展的主要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智库研究已经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除了散见于各种报刊的有关智库的报道和研究论文及不断增多的智库研究专著和译著之外，2016年2月，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式批复，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和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学术期刊《智库理论与实践》正式创刊，成为国内第一份专门刊登智库研究成果的学术期刊，其主要内容涵盖了智库基本理论、智库研究方法；智库的组织管理、运行模式、人才培养、经费投入、建设经验；国内外智库评价，包括智库影响力、智库评价指标及方法与体系；国内外智库发展特点与案例剖析；面向科技政策、体制机制与管理的战略研究、咨询和评论；科技智库研究报告、政策建议等。

作为政治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独立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即智库）对各个国家的内政和外交事务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全面检索国内外现有的智库相关文献就会发现，绝大部分研究者的注意力都投向了英美等大国的智库，只有极少数文献关注中东国家智库。随着中东问题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不断扩大，国内外学者都加强了对中东智库的研究，但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还比较少见，研究的范围和深度也非常有限。总的来说，尚缺乏对于中东智库尤其是非阿拉伯国家智库的组织结构、研究方式、领域分工、决策影响、信息交流、成果流向等本质性的深层次问题的研究。

我国学者的智库研究成果基本上集中于欧美国家和部分亚洲国家的智库，对于中东地区极少涉猎，而在中东，特别是在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的区域国别研究成果中尚欠缺智库研究。杨阳在2006年第8期《社会观察》上发表的《形形色色的“中东智库”》对中东智库的基本情况做了简要的介绍，并举例介绍了中东几家智库的发展现状和影响。在2011年举办的“两种古老文明的对话——以色列研究在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臧德清做了“以色列智库在以色列对华政策中的作用”的发言，但尚未见到其发表的成果。在国内，尚未出现专门论述中东智库的专著，冯叔均等编著的《智库谋略——重大事件与智库谋略》一书专辟一章“以色列智库对伊朗核问题的判断、建议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总结了以色列智库对伊朗核问题的研判和对中国的启示。研究中东国家特别是上述三国的智库的论文也较少，陈广猛在2016年第4期《西亚非洲》上发表的《以色列智库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国内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闵捷也在2016年第22期《世界知识》上发表了《教育发展和以色列智库建设》一文。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学者对中国与中东特别是阿拉伯国家智库合作展开了研究。2015年8月29日，由宁夏社会科学院、中国中东学会、宁夏博览局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智库论坛”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举行，《宁夏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发表了《“一带一路”战略下中阿智库建设与合作——“2015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智库论坛”综述》一文和几位中东问题专家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例如，吴思科的《智库在中阿产能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杨光的《中阿关系与中阿智库建设》，王林聪的《智库建设与中阿“一带一路”共建》，王健的《中国智库发展与中阿智库合作》等。

国外学者对智库的研究则要深入得多，既有百科全书式的世界各主要智库资料汇编类著作，也有对智库进行深入研究分析的著作。前者主要有日本的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所编的《世界智库辞典》，阿兰·戴（Alan J. Day）编著的《智库：世界辞典》等。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hink Tanks ＆ Civil Society Program, TTCSP）每年发布的《全球智库指数报告》是目前最全面的关于全球智库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该项目1989年由费城的外交政策研究所发起，2008年该项目转至宾夕法尼亚大学。后者的代表性成果有唐纳德·阿贝尔森（Donald E. Abelson）的《智库有用吗？评估公共政策机构的影响》（Do Think Tanks Matter? :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ublic Policy Institutes，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2），詹姆斯·艾伦·史密斯（James Allen Smith）的《思想掮客：智库与新兴的政策精英的崛起》（The Idea Brokers: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 Free Press, 1993），戴安娜·斯通（Diane Stone）和安德鲁·邓汉姆（Andrew Denham）的《智库传统：政策研究与思想的政治》（Think Tank Traditions: Policy Research and the Politics of Idea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4）等。

国外学者的研究重点仍是欧美主要智库，对于中东智库，除了在国际智库汇编中对以色列、埃及等几个国家的若干智库有一些粗略的介绍外，笔者尚未看到有对于中东智库的全面介绍和研究类专著。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指数报告》对全世界的智库包括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智库进行了介绍和排名，例如，2016年2月发布的2015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统计，截至2015年年底，全世界的智库总数为6845家，其中中东和北非地区共有398家，占全球智库总数的5.8%，而在全球智库数量最多的25个国家中，伊朗和以色列分别以59家智库和58家智库而排在第18位和第20位，土耳其虽未进入全球前25位，但其32家智库的数量仅次于伊朗、以色列和埃及，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排在第4位。而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这三个非阿拉伯国家的智库总数达到了149家，占整个中东和北非地区的37.4%。但在詹姆斯·麦克甘（James G. McGann）和肯特·威佛（R. Kent Weaver）主编的《智库与市民社会》一书中收录了两篇关于中东智库的论文，分别是埃里克·约翰逊（Erik C. Johnson）的《超越冲突政治的决策：中东和北非的民间智库》和希沙姆·阿瓦尔塔尼（Hisham Awartani）的《转型中的智库——巴勒斯坦研究中心：一个个案研究》。约翰逊在《超越冲突政治的决策：中东和北非的民间智库》一文中指出，中东地区持续的动荡和冲突推动了该地区国家政策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在中东地区那些社会较为开放和民主的国家中，民间智库较为发达，这些国家包括以色列、土耳其这两个中东非阿拉伯国家和埃及、约旦、黎巴嫩、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以及巴勒斯坦地区。另一个中东非阿拉伯国家伊朗则与科威特、巴林、阿联酋、也门和阿尔及利亚类似，由于政府控制力较强，民间智库并不发达，智库多属于受到政府资助的半自治型政策研究机构。以色列民间智库的发达除了其在中东拥有最为开放和民主的社会之外，也是因为以色列国内外犹太人对智库的慈善捐助。阿以冲突催生了中东地区国家决策者对智库的需求，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冲突为智库发挥政策咨询作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一作用并不会随着阿以冲突问题的最后解决而终结。中东社会转型、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能源问题等困扰中东国家的问题，使中东各国的智库不会缺乏研究议题。

尽管以色列智库发展在中东地区处于领先地位，但以色列学者自身对以色列的智库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汉娜·艾尔卡·梅耶斯（Hannah Elka Meyers）2009年在《中东季刊》上发表了《以色列需要智库吗？》一文，对以色列智库的发展和作用进行了研究。2011年，以色列地区外交政策研究所举办了“以色列外交政策的转型：智库起作用了吗”研讨会，探讨了以色列智库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倒是有一位来自埃及的开罗大学的学者希巴·贾马尔·埃勒·丹（Heba Jamal El Din）2016年在《当代阿拉伯事务》上发表了《以色列智库影响决策的作用》一文，考察了以色列智库的发展及智库对以决策过程的影响，重点是对以色列在阿以冲突问题上的立场的影响。

智库在西方民主语境中作为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一环，在国内学者研究土耳其民主进程的过程中往往是缺失的。王林聪在《当代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主化若干问题研究》中对于“真主主权”和“民众主权”进行了深入剖析，并以土耳其为例指出伊斯兰教并非世俗化和民主化的障碍，对民主化进程中的诸多因素，尤其是权威主义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李智育在《正发党执政期间土耳其民主巩固研究（2002－2014）》一文中提及了政治文化同土耳其民主巩固过程的关系，并在分析中提到国家精英和政治精英，以及涉足国家执政利益的精英之间的矛盾关系对土耳其民主巩固过程的影响，但受主题及篇幅所限，该文并未对同智库建设相关的知识精英在民主巩固过程中的角色进行介绍分析；高松林的《土耳其公民社会研究》一文着力探讨土耳其公民社会状况，考察其在土耳其民主建设中的作用，而其对于公民社会组织的考察分类是按照世俗性和宗教性来分类的，对于同样应该在民主建设过程中保持独立地位且发挥监督和知识引导作用的智库，该文并未涉及。

国内关于土耳其智库的研究目前并未有足够多独立成篇的文献，更多的是散见于各研究机构和报刊文章的报道，例如，《新疆日报》曾于2010年9月26日发文《土耳其智库代表团来我区考察》报道土耳其国际战略研究组织（International Strategic Research Organization, USAK）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土耳其外交部战略研究中心（SAM）曾于2012年访问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并有相关报道；《中国经济时报》在2014年12月24日第2版刊发了《深化“一带一路”智库合作》一文，报道了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国家关系和可持续发展中心（CIRSD）、土耳其战略研究中心、土耳其政治经济社会研究基金会（Found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SETA）三家国际智库，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成功主办题为“‘一带一路’：历史启示与时代机遇”的国际研讨会；《对外传播》2016年1月刊也曾发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撰写的《在G20现场体会全球智库博弈》一文，王文院长在文中提及自己同智库峰会T 20牵头智库土耳其经济政治基金会（TEPAV）就T 20闭幕仪式上发布的主席声明进行沟通的情况。由王灵桂主编的《国外智库看一带一路》是国内第一部跟踪关注国外智库在“一带一路”倡议上的研究进展的著作，对国内政界、学界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制定决策、开展研究均具有重大参考价值。其中收录了土耳其国际战略研究组织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对中国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外交互动情况的关注，其中，南亚印巴关系、中印、印日、中巴、中国同中亚各国、中国同东盟各国、中国同土耳其、中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同欧美各国的外交进程等都是该智库关注的重点。

由上可见，中国国内对土耳其的智库了解较少，近年来虽然随着双边关系的发展，智库或者智库工作人员之间的接触增多，但这种接触目前还停留在较为被动的阶段，双方多半是由于其他国际合作活动才接触，双方智库之间既没有达成系统的合作协议，也暂未形成完善的接触和沟通机制。可以说，这也正是中土两国智库对对方情况不甚了解的表现。

那么，土耳其学界对于智库领域的研究处于何种阶段？土耳其学者在智库研究领域取得了哪些进展及成果？基于以上问题，笔者对土耳其学者在智库领域的研究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以下引述材料均来自google scholar搜索）: Abdulsamet Günek的《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知识圣殿”——利用全球化网络的基金会和智库》（“Küresel Ça ın Yen‘B lg Tapınakları' Küresel A lara Sah p Vakıf ve Th nk Tanklar”）一文，基于2011年及2014年全球智库报告，以及美国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发布的2015年贫困调研（Poverty Studies, 2015）等智库报告的分析，从政治影响力及相关指数指标方面对美国的重要智库如兰德公司、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城市研究院等进行了政治影响力和调查领域方面的评估。此外，诸如皮尤（Pew）和盖洛普（Gallup）等世界知名民意调研公司也在该文的考察范围内。该文借用福柯等关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理论，详细论证了在现代国家中知识承担的有效控制机制，进而凸显了智库作为“知识圣殿”的地位；随后作者进一步通过详细描述兰德公司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美国内政外交方面起的重大作用，论证智库在全球化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并进一步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智库的产出、传播及影响力开始跨出一国的国境，全球化语境之下的一个智库市场已经形成。在结论部分，作者认为以欧美为中心的一个全球智库市场已经形成，而美国和欧洲毫无疑问是这个市场的中心。基于福柯的知识权力观，作者认为目前以美国为中心的智库或者知识市场进一步提升了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Hüsey n Özgür和Onur Kulaç的《基于智库的成功案例及排名研究的分析》（“An Analysis of the Studies on Think Tanks Success and Ranking”）一文，首先分析了智库的起源发展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随后基于智库排名系统，对智库的影响力进行了解读；最后，作者详细分析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统计报告，并指出，全球智库报告是目前唯一一家覆盖了全球大部分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智库的统计报告，其多评估指标的设定模式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发达国家的智库也能因为被列入统计为世人所了解，对于全球智库市场的发展和平衡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结论部分，作者也对该系列统计报告同其他国家的智库统计调研成果进行了比较，强调了智库排名时必要的理论背景及方法论构建。Fath Kesk n的《现代民主中新的政治精英：智库及其在政治中的角色》（“Modern Demokras lerde Yen Poltk Seçk nler: Thnk Tanklarve Poltkadak Roller”）一文在简要介绍智库发展历史、剖析美国智库和土耳其智库分类的基础上，利用民主多元化理论和权力精英理论的比较，指出，虽然基于多元化理论框架，智库作为在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建言献策的独立机构，在充分竞争的情况下能够形成良好的运作机制，发挥连接学界、政界和私有化领域的“知识桥梁”作用，但作者对于多元化理论的前提假设——社会阶层都可以平等进入国家的政治系统——是不认可的。作者基于权力精英理论，认为在已经形成权力精英的美国，智库已经成为权力精英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为权力精英寻求其不同利益诉求间的平衡。在结论部分，作者更是认为之前多元化理论主义者对于智库的美好幻想——独立的思想孵化器，为多元化民主的推进建言献策——其实已经破灭，现在的智库已经成为国家权力精英网络的一部分，负责为权力精英提供政治、经济方面的建议，代表了权力精英的文化资产领域的统治力，应该说，从结论来看，作者对于智库在民主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感到悲观。B lal Karabulut的《世界智库和土耳其智库：一项比较研究》（“Dünyada ve Türkye'de Thnk Tank Kuruluşları: Karşılaştırmalı Bir Analz”）一文，基于詹姆斯·麦克甘（James McGann）的“智库指数”（The Think Tank Index），首先从预算、研究领域、影响力三个方面对世界智库进行了大略的梳理；随后，作者以美国智库为例，简要介绍了美国智库的人员组成、资金来源，并指出美国智库的活动更多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优先目标。此外，作者还指出，活跃在美国智库的人员中有数量不小的犹太裔学者，并认为这部分犹太裔学者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智库的活动方向。之后，作者对土耳其智库的现状进行了大概梳理，并从智库数量、人员组成和资金支持等几方面将土耳其的智库同其他国家的智库进行比较。作者尤其强调，目前土耳其的智库数量不仅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即便同发展中国家相比，其数量也是相当少的。另外，在人员组成方面，作者指出，土耳其智库的研究人员构成并不稳定，大部分智库研究人员仅仅是以兼职研究员的身份在智库工作，并且智库研究人员在土耳其仍然不被视为一份稳定的、有规划性的职业。人员的不稳定和职业的不被承认，影响了土耳其智库的产出质量，而没有持续高质量的产出，也使得土耳其智库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难以产生有效的知识影响力。在结论部分，作者通过上述比较，指出，土耳其智库在将来的发展中为发挥应有的作用，应从人员入手组成稳定的知识产出团队，并且国家也应认识到智库在构建国家未来中所能发挥的活跃作用，给予智库更多支持。Göktürk Tüysüzo lu的文章《智库在土耳其外交政策制定中的角色》（“Türk DışPol t kası'nın şleyşnde Düşünce Kuruluşlarının Rolü”）首先指出外交政策制定往往是智库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随后作者以美国和欧洲的智库为例，论证智库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活跃程度，并指出，独立性是智库能够发挥其作用的最重要特性。之后，作者在简要介绍土耳其智库产生及发展历史背景的基础上，以冷战时期和冷战后时期两个时间段，结合土耳其国家安全观念和政策的转变描述土耳其智库在外交政策制定领域的相关活动，并指出，出于集权化的国家安全观念，政府部门并不愿意同智库分享足够的信息，使得智库缺少评价和分析的素材，同时，土耳其亦缺乏合法合规的可用于智库建设的资金和完善的智库管理法律体系。最后，基于上述两项原因导致智库前期发展不够完善，无法取得政府的信任，政府更多地将独立的智库视为反对政府政策的社会角色，更加剧了政府和智库之间的对立。在文章结论部分，作者认为，目前土耳其智库在前述的发展环境下已经失去了独立评判外交政策和局势并为政府建言献策的功能，更多情况下，智库仅仅是为政府已经出台的政策进行正面解读和背书，虽然通过这一行为，土耳其的智库同政府达成了表面上的和平共处，但作者认为，这种表象背后存在的，依然是政府同智库之间的完全对立，智库在政府的强势压制之下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两者间不存在应有的平衡。

Mesut Çev kalp采访土耳其智库中东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Middle Easter Strategic Stutdies，专门研究中东问题的土耳其智库）前主席Hasan Kanbolat的文章《国家试图将公民机构看成是政府机构的延伸》（“Devlet Sivil Kend Uzantısı Gibi Görmek ster”），则从土耳其智库行业从业者的角度揭示了土耳其智库目前面临的来自国家层面的严格管控。Hasan先生作为土耳其智库行业的先行者（ORSAM的建立人），在采访中痛陈目前土耳其智库缺乏独立性，机构建设也仿照政府官僚机构缺乏活力，智库所涉及的领域亦不够广泛、涉足专业不够具体精细，不能为政府的国家治理工作提供可操作的专业建议，某些智库以阴谋论为卖点完全扭曲了智库应有的独立精神。最后，Hasan先生直批政府目前对智库的偏见才是真正影响土耳其智库行业健康发展的最大掣肘，将本应独立提出意见的智库仅仅认作为政府政策进行附议的宣传机构，甚至认为智库的独立性将影响政府的国家治理行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会（Found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SETA）于2010年发表的《研究中心的崛起：土耳其的外交和国民安全文化》（“Araştırma Merkezlerinin Yükselş: Türk ye'de DışPolit kaive Ulusal Güvenl kiKültürü”）一文，综合了三位智库研究学者从2007年到2010年的实际访问调查资料，从世界各国的国家安全观念的变化出发，结合土耳其面临的内政外交局势，指出，在全球化潮流背景下，安全概念已经不再是一国政府自己的工作，以智库为代表的民间机构将进一步参与到国家安全的建设之中，国家安全应转变为国民安全，安全这一概念本身应同国家的民主建设和外交环境的构建结合起来，构成全球化背景下的综合国民安全体系。报告在结论部分认为，基于这一安全概念的转变，土耳其的智库市场已经形成，智库通过在内政外交、国家安全等领域的意见提供，逐步融入了国民安全形成过程之中。

从上述土耳其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土耳其学者在智库研究领域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第一，基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排行和研究报告，观察和了解目前全球主流智库行业的动态，部分学者也基于比较研究的视角，通过比较全球智库同土耳其智库发展的特点，指出目前土耳其智库发展中存在的不足。

第二，关注智库在国家民主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美国智库和土耳其智库都被作为考察的对象，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多半对智库在国家民主化进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持怀疑的态度。

第三，土耳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会的智库调研报告是目前少数集中考察土耳其国内智库状况的文献，对智库在改变土耳其国民安全文化和制定外交政策方面的积极作用予以肯定。应该说，国家安全或者国民安全在土耳其学者考察土耳其智库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不同于SETA，部分学者依然认为目前土耳其的国家安全观念同智库的独立发展相冲突，因而得出了前述第二个结论。

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内尚未见到专门介绍伊朗智库的专著。就期刊而言，目前仅有的三篇和伊朗智库相关的论文均出自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分别为《透过伊朗高访看中国智库外交》、《官学合作，构建新型智库外交模式——亲历中国伊朗“一带一路”智库对话》和《应多与非西方国家智库交往》。这三篇论文着重分析中伊智库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对加强双方的交流与合作提出了一系列设想和建议，但是对伊朗智库并未作具体介绍和分析。这些研究仅处于初步的框架研究阶段，尚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因此有必要对它们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

国外学术界亦如此。学者们多关注欧美的智库，对于中东国家的智库很少涉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15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显示，全球共有智库6846家，伊朗以拥有59家智库列全球智库数量排名第18位，而其中只有1家智库入选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智库。在中东北非地区，也仅有1家入选。这显然和伊朗在地区的重要性不相符。这两家入选的智库并非伊朗最大、最重要的机构，由此不难推测，一是伊朗的智库信息还不完善，二是主要智库信息不对外开放，涉密性较强。因此，西方公开发表的伊朗智库的研究成果也十分罕见。

伊朗学界在智库研究领域的成果相对而言比较丰富，通过对伊朗主要学术期刊论文网站（www.ensani.ir,www.noormags.ir）和各大智库公开文档的梳理，笔者发现该国智库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

第一，对思想根源和思想逻辑的研究。伊朗著名智库学者、伊斯兰议会研究中心主任顾问、治国基础研究室负责人赛义德·尤尼斯·阿迪亚尼在2004年出版了《思想根源逻辑——思想库理论》一书，从哲学角度分析了思想的逻辑，并详细介绍了思想库的形成、分类、功能、特点、对政策的影响以及发展中面临的阻碍等内容。

第二，基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排行和研究报告，开展对全球其他国家重要智库的研究。伊朗伊斯兰议会研究中心于2016年出版了《世界智库》一书，该著作是由议会研究中心下属治国基础研究室的多位研究员合作完成的。它详细地介绍了智库的定义、特点、发展历史、必要性以及政府对智库的期望。该著作对美、俄、日、中、德、英、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的重要智库及其对该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作了重点分析。这是伊朗迄今为止最正式、最完整的一部介绍智库的著作。

第三，关注伊朗智库的地位及其重要性。这一类研究成果大多以论文、咨询报告和新闻的形式出现在各大智库的期刊和伊朗的报纸上。其中包括伊朗智库学者赛义德·侯赛因·侯赛尼撰写的《智库与安全外交》、2005年《国防安全季刊》第8期上刊登的梅赫迪·阿米利的《智库在外交决策中的地位》、阿斯加尔·阿夫特哈利的《调查研究在决策过程中的必要性》以及2006年9月马赫穆德·阿斯加利在《国防战略研究》月刊上发表的《智库在国防——安全政策制定中扮演的角色》等。这些文章重点分析了伊朗智库在外交、国防决策中的重要性以及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等问题。

以上研究成果为本书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对这些文献的整理帮助笔者理清了思路，同时也找到了本书的切入点和创新点。笔者在阅读思考中明显感受到由于全世界60%的智库集中在北美和西欧，这两个地区在世界政治、历史上占有主导地位，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思潮的影响巨大。从目前格局看，欧美仍居主导地位。我们在智库的定义和影响力研究等问题上，大多采用了欧美国家制定的标准。然而，一国智库的运作模式与该国的国家制度、政治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伊朗作为一个有着独特政治制度的地区大国，其智库根植于自身特有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关系，智库的成果产出主要是为了服务政府决策。智库的行政级别、智库与决策者之间的亲疏等政治关系直接决定智库对决策的影响力，因此，对伊朗智库的研究和分析不可以完全照搬欧美标准。作为一个中国的研究者，笔者自应尽可能地既重视参考对象国伊朗的资料，也结合西方和本国已有的研究成果，努力进行比较客观的分析，进一步丰富中东智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