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战后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一 麦卡锡主义流行时期

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麦卡锡主义流行时期，美国历史学家中的左派受到了沉重打击。一直到50年代末，历史学领域里还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激进派团体。在麦卡锡主义猖獗时期，一些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左派学者放弃了某种马克思主义的导向，包括默尔·柯蒂（Merle Curti）、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少数历史学家失去了工作，“该行业其余的大部分人都证明是很容易被恐吓的”。不太存在对现状的挑战，政治形势的险恶促使进步的人们沉默。在主流历史学家的笔下，美国成了一个“具有相对保守的历史学的相对同质的社会”，他们看不到美国社会中那些分裂的方面和那些被排斥的团体。后来的研究表明，表面上看美国的大学是抵制麦卡锡主义的堡垒，其实不然，因为各大学都暗中与联邦调查局合作，互相交换有关全体教员的政治活动和思想的信息。比如在加利福尼亚，包括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在内的28所私立和公立大学都同意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合作，每个校园里都安插有一个向该委员会负责的官员。该官员任命的第一年，就发生了100多起教授被解职和辞职事件，还阻止了约200多个职位的任命。各种私人组织也致力于监控大学教授们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向“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或向联邦调查局报告那些上课中批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或不强烈批评苏联的教授们。有关的历史组织和机构也加入了麦卡锡主义的大合唱。班克罗夫特奖颁给了一本写得很差的二流著作，理由是它显示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不合适”。在20世纪50年代，官方的历史杂志，即由美国历史学会（AHA）和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AH）主办的杂志，都不承认少数激进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成果。非共产党员的独立的激进派人士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Wiliams）的著作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评论他的《美国外交的悲剧》（1959）的文章被认为不值得被放在《书籍评论》栏目里，而是应被放在一个专门设立的《其他最新出版物》的栏目中，而且整篇评论只有一段话。1964年，这位威廉斯又出版了《大逃避：论卡尔·马克思的当代意义及允许异端加入关于美国未来的对话的智慧》，说历史职业已经避开了马克思主义，《美国历史评论》竟不评论这本书。

有两个例子可说明麦卡锡主义对历史学家的摧残及在该过程中进步历史学家的命运。一个是古希腊史教授M. I．芬利（Finley, 1012—1986）。1951年时他在拉特格斯（Rutgers）大学任教，这时研究中国历史的卡尔·威特福格尔（Wittfogel，曾译为“魏特夫”）指认他是共产党员。威特福格尔在参议院国内安全分委员会上说他3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念研究生时，曾管理过一个共产主义学习小组。芬利向该分委员会证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当问他是否参加过共产党时，他援引第五条宪法修正案来保护自己。结果拉特格斯大学董事会宣布：像芬利这样援引第五条宪法修正案为自己辩护的足以作为解雇他的直接原因。就这样，他被解雇了，并由此上了黑名单。1958年，康奈尔（Cornell）大学历史系提名芬利来系任职，但被校长否决。芬利只得去了英国剑桥大学，在那里他成为一个世界闻名的古代史学者。另一个是芝加哥大学的精神（intellectual）史教授丹尼尔·布尔斯廷（Boorstin），他走了另一条道路。当1953年被“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唤时，他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该委员会：他所知道的共产党员的名单，包括他的两个大学室友及他的哈佛大学的历史指导老师格兰维尔·希克斯（Hicks）。他还声明说，他同意该委员会的看法：不应该允许共产党员任教，该委员会没有威胁学术自由。他写了一些符合主流口味的历史著作，然后成了国会图书馆馆长（Librarian of Congress）。被布尔斯廷告发的其中一个室友叫理查德·施拉特（Schlatter），时在拉特格斯大学教美国史（该大学不久前刚刚解雇芬利）。当被传唤时，他告诉该委员会：他已与他计划说出名字的每一个人接触过，他们都已同意他说出他们的名字。（第403页）

对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说，这时期来自国外的冲击可能更加难以抵御，这就是发生在苏联和东欧的事件在美国共产党内掀起的轩然大波。威纳甚至这样说道：“在美国，对正统的共产主义的最强有力的打击，不是来自‘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或乔·麦卡锡，而是尼基塔·赫鲁晓夫”; 1956年他的反斯大林报告和苏联军队武装入侵匈牙利“毁灭了美国共产党人的理智世界”。（第405页）当然，那时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未形成坚固的组织，但他们习惯上都紧跟共产党的工作，在这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牺牲学术而迁就政治需要的情况，这反过来又成了主流历史学家贬低他们的口实。这就是威纳所指出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主流的美国历史学家总是这样描述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完全受经济的解释所困扰”, “强行使证据适合于他们预先构思好的见解”，因而“忽视那些诸如不支持他们的观点的材料”，他们只相信对历史作“单一的”经济原因的解释，所以他们的历史学不是历史学。（第399—400页）

在这种内外夹击的形势下仍能公开与麦卡锡主义展开斗争的历史学家不是没有，但很少，阿普特克算是其中一个。阿普特克虽然从未在党内担任过什么职务，但他总是表明对重大事件的态度，向公众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在这股反苏、反共浪潮中，他“显得好像是党的公开代言人”。在第一次《史密斯法》审判期间，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福斯特决定由阿普特克担任党的发言人，就马克思主义诸问题，特别是就暴力问题作出说明，这种说明对那些受到起诉的共产党员非常重要。1949年在弗利广场（Foley Square）的审判中，他试图向法官解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及其与暴力的关系，说明它并不主张暴力，但拒绝在统治阶级的暴力面前实行和平主义等。但法官不想听这些，只问了他的名字、年龄和他的党员身份，就不再让他说下去。不过当纽约、费城、匹兹堡、巴尔的摩等地的共产党人受审判时，法官们曾莫名其妙地允许他慷慨激昂地发言，还对他的发言录音及律师们就其发言所阐述的内容进行探讨，不过最后原告们还是被宣布为有罪。在这一过程中，他成了福斯特的好朋友。福斯特对他刮目相看，让他担任了党的理论杂志《政治事务》（Political Affairs）的主编（1953—1963）。他在该杂志每月一次的专栏《我们时代的思想》中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做斗争，挑战主流意识形态对历史的解释。

但显然，国内和国外的形势都已发生重要变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很难在美国继续生存和发展。也就在麦卡锡主义的浊流中，新一代左派，或者说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悄悄地成长起来。1958年，一些后来拥有很大名声的激进派历史学家已经进入那些不招收研究生的学校，如尤金·D．吉诺维斯在布鲁克林工学院教书，赫伯特·G．古特曼在费尔利·迪金森（Fairleigh Dickinson）大学教书。十年后，他们都已在重要的大学里任教。

二 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出现

综上所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一方面是麦卡锡主义的打击，还有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报告的冲击，另一方面是美国社会开始发生全面变化。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慢慢衰微，而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破土而出。一个新的历史学家团体开始形成，他们对主流的历史学传统不满意，对习惯上与共产党有密切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术传统也不满意。也就是说，这些正在成长的新的左派史学家与美国共产党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向传统史学提出挑战的激进主义团体大体上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形成的，那时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离开共产党后加入了独立的激进学者的行列。他们既反对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历史学，也不同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即强调为美国共产党的政治需要服务的史学）。威纳说，1957年，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来到坐落在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一些左派思想的学生向这里集中，最早的美国历史学中的新左派史学就是从他的研究生讨论班里发展起来的。（第405页）

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1921—1990）生于爱荷华州，1944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二战”期间曾在太平洋战场服役，战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1952年，他的第一本书《1781—1947年间美国与俄国的关系》甫一出版就颇有影响，使得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称他为“亲共产党的学者”。他一生的重点研究领域是美国外交史，主要著作还有：《美国外交的形成》（主编，1956）、《美国和中东：是门户开放的帝国主义还是开明的领导？》（1958）、《美国外交的悲剧》（1959）、《美国、古巴和卡斯特罗——论革命的动力和帝国的解体》（1962）、《从殖民地到帝国——关于美国对外关系的论文集》（主编，1972）、《美国面向一个革命的世界，1776—1976》（1976）、《变动世界中的美国人，1776—1976》（1978）等。他关于美国外交史中一个主要命题是：美国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他强烈地批判那些对扩张主义讳莫如深的美国外交史学家。他同时还强调美国扩张性的外交政策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扩张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美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孤立主义；二是对美国外交政策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要素。威廉斯认为，美国实行扩张的目的在于夺取市场和原料。他说，美国人所追求的是取得更多的财产，取得更多的土地，而且海外扩张不仅为了原料和市场，而往往是为了转移国内经济危机，以便防止国内发生革命运动。对此，杨生茂先生曾指出：“对于扩张主义传统，有些美国史学家也肯承认，但把扩张主义同经济因素联系起来，却是威廉斯外交史著作中最有价值之处。”

威廉斯认为他自己的经济史观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卡尔·马克思，另一个是查尔斯·比尔德。其实比尔德的激进思想也来自马克思，所以马克思对威廉斯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但也有人认为，威廉斯究竟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值得怀疑，尽管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者是这样称呼他的。威廉斯自己还说他的政治理想是“在美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由此，他一方面认为把一切经济活动国有化，就会出现“专制”；另一方面又认为，假如大企业享受在自由放任制度下个人所享受的那种自由，就会出现一个庞大的辛迪加国家，那就是法西斯主义。他所主张的，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

1957年他回到威斯康星大学任教，这里很快成为新左派活动的一个中心。麦迪逊拥有强烈的进步主义的、孤立主义的传统，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这里就是知识分子抵制冷战政治和冷战学术的中心，这种抵制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传统无关，比如默尔·柯蒂在这里写了《美国和平运动史》。（第406页）未来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些重要人物这时也来到了麦迪逊。赫伯特·G．古特曼是1950年来到麦迪逊的，曾做过柯蒂的助手（research assistant）。此前，他曾参加过共产主义运动。据他自己后来的说法，到了麦迪逊后，他感觉到他以前的左派的政治思想很有限制，而进步主义的历史学家有助于他“卸下教条主义的眼罩”。1959年威廉斯的学生们办起了自己的杂志《左派研究》（Studies on the Left），其重要特点是“用历史来阐明现在”。在此后的8年间，其编辑中包括马丁·斯克拉（Sklar）、劳埃德·加德纳（Gardner）、詹姆斯·温斯坦（Weinstein）、詹姆斯·奥康纳（O'Connor），及未来大名鼎鼎的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尤金·D．吉诺维斯。他们自称为“激进派”，不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第407页）但其观点颇有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他们说：流行的“客观性”的概念，表达了那些安于现状或受到现状威胁的学者的世界观。那些“反对既定的制度和因袭的概念”，因而“对自己的安全或保护持有某种漠不关心的态度”的人能够具备某种更真实的客观性。该杂志还发表了一些学生的文章，赞扬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革命，争论关于美国共产主义的问题。该杂志“最重要的贡献是自觉地从理论上重新解释美国的历史”。1962年，他们第一次提出了“公司自由主义”（corporate liberalism）的命题，并提出美国历史的主旋律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群众运动的所有遗产都必须在这个背景内来理解。“他们最重要的政治结论是：实际上所有群众性的抗议运动都已经被整合进正在扩张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而不是破坏这个体系。”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公司的精英们建立起的霸权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正日益成为独裁主义。该杂志的编辑还声称：美国政治的决定性因素是美国公司领导层政治上的世故老练，他们在发展起一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它自己的长远的阶级利益服务。他们还认为资本主义首先是依靠意识形态来实现对工人阶级的支配。通过主动提倡改革，公司自由主义把群众性的抗议运动转变成加强自由主义的运动，结果出现群众运动鲜有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挑战资本主义的情况。（第408页）

威纳认为：“公司自由主义命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一个中心话题，即在资本主义民主中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联系问题，并指出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未能领会资本主义统治的种种新形式。”这些形式表现为当代美国资本家阶级的统治不仅依靠武力，也依靠提供一种合理的经济组织来限制结构性危机并满足某些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情况下会被忽略的社会需求。吉诺维斯的《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学》明显受到了这种公司自由主义的解释的影响。他对南北战争前南方的分析就强调统治阶级的霸权和工人阶级被整合的状态。他与加布里埃尔·科尔科（Kolko）一样，否认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中的结论。科尔科认为，菲利普·方纳关于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叙述是错误的；而吉诺维斯则表明赫伯特·阿普特克所描述的黑人反抗奴隶制的斗争也是错误的。（第409页）

《左派研究》是新左派，也是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的一个阵地，其理论基础是公司自由主义。但与之相媲美的另一个观点，是以赫伯特·古特曼、戴维·蒙哥马利等为代表的观点，他们像《左派研究》的一些编辑那样，与共产党有联系，但与《左派研究》没有联系。该刊创刊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们两人都处在相对默默无闻的地位。古特曼在费尔利·迪金森大学，蒙哥马利在匹兹堡大学，两人都曾是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20世纪50年代初，古特曼在威斯康星大学做研究生，曾独立地发展起一种类似于英国的E. P．汤普森的立场，他的第一篇文章《镀金时代寻求权力的工人们》的发表与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出版在同一年，但他要到60年代后期才成为激进派历史学家的一个领袖。古特曼专注于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再形成”的方式，这是由一个个连续不断的移民浪潮造成的，同时他也专注于工人的阶级意识和对资本主义反抗的防御性的本质问题。“他激发了年青一代学者用各种新方法寻求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本质问题。”古特曼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于1953年曾受到“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传唤，盘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等等，他谴责这个委员会并拒绝回答有关问题。（第410—411页及其注29）后来，古特曼醉心于“真正的民主教育”，使他开创的劳工史引起工团主义者、劳工教育家和社区学院老师们的注意。这一工作在他的《美国工人阶级史教育计划》中达到高潮。这是关于美国社会史的一种多媒体课程，专为工人和工人阶级的学生而设。蒙哥马利提供了旧左派与新左派的另一种联系。他在20世纪50年代曾是一个共产党的工会组织者。雇主们因他的工会活动而把他列入黑名单。1960年他决定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的《超越平等》（Beyond Equality）一书揭示了那些争取社会变化的工人阶级的运动，他的见解“比新左派所能创作的任何东西都更接近马克思的精神和学问”。这本书证明：“如果不考虑工人的政治要求，那么美国历史上最关键的阶段之一就得不到理解。”（第412页）

新左派运动的“早期阶段，许多重要著作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者”。1963年，英国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对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有重要影响。汤普森表明，曾被历史学家们刻画成暴民、不正常的人、行为古怪的人本来是可以理解的、聪明的历史创造者；普通工人群众曾发展起一种清楚地表达出来的抗议资本主义剥削的文化，他们从自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传统中创造了这种文化，它不是某个“先锋的”政党的产物。（第413页）

20世纪60年代，正是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在美国全面兴起的时代，新左派史学，新一代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乘这股东风而全面发展。或者说，民权运动和反越战的斗争直接推动了新左派及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这些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虽然不同意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观点，但在当时他们也与老前辈一样，被广泛卷入了现实斗争。斯托顿·林德（Staughton Lynd）是“新左派历史家中最激进的组织者”，由于一系列激进的行为而于1968年被耶鲁大学解雇，此后，没有大学愿意接纳他，尽管他写有关于美国激进主义的重要著作。他的行为包括1964年的“密西西比自由之夏计划”，这是一个把2000个黑人孩子招进31所暑期学校（summer school）的计划，他自任自由学校（Freedom Schools）的指导。特别是，1965年，他担任第一次向华盛顿的群众性反战进军委员会主席。同年，他不顾美国国务院的禁令随阿普特克到越南去旅行。同时他任《左派研究》的编辑，而且出版了《阶级冲突、奴隶制和美国的宪法》（1967）、《美国激进主义的智力起源》（1968），这些都有助于新左派学术传统的形成。（第416—417页）

“1969年标志着新左派的历史学与新左派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对左派来说，1968年带给了他们太多的希望和失望：越南战场上越共的新年攻势（Tet Offensive）、巴黎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反叛、反战派尤金·麦卡锡竞选总统；接着是马丁·路德·金和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被刺，休伯特·汉弗莱被提名为民主党候选人但输给了共和党的尼克松。对左派历史学家来说，196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的社会主义学者讨论会（Socialist Scholars Conferences）于1969年解散特别有意义，这个组织曾是左派学生的全国性组织。这些事件使左派对过去的和现在的压迫结构的坚韧性有了新的认识，他们深切地意识到现状具有强大的力量会使自己延续下去。“新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增长了。”很赏识从下往上看的历史学的《美国激进派》（Radical America）杂志（创办于1967年）现在宣布：“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是最有用的出发点。”不过，《美国激进派》所采用的马克思主义是由E. P．汤普森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非正统的变体”。这种马克思主义“重视工人阶级的文化和意识，致力于把阶级分析与各种产生于黑人的民族主义、女权主义的文化关注点和青年文化结合起来”。（第424页）《美国激进派》的编辑们还从1968年和1969年的灾难和挫折中得出第二个结论：学生运动的瓦解是因为它远离普通男男女女的工人们。由此他们认为：“无论如何，美国的蓝领必须成为我们将来的支持者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此后该杂志开始刊登一系列关于工人阶级史的文章。这些编辑还对历史这个行业的现状提出批评，他们认为这是“绅士的俱乐部会所与官僚机构的某种有害的结合”，因为它充斥着“上层阶级的情调”。编辑们还攻击历史职业的学术著作“对社会不负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只是一些“干瘪的专著，通常只有其他历史家才能看懂；还有一种是宣扬爱国的教科书，编写时十分小心，不去扰乱任何人对现状所持有的各种令人安慰的观念”。此后若干年中，《美国激进派》刊登的文章主要是研究钢铁工人、女店员、普尔曼式火车服务生（pullman porters）和失业者中的劳工激进主义，研究美国劳工在性、种族和阶级风格等方面的冲突，研究工会组织和自主的劳工战斗精神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这些研究有助于表明美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用凯西·布莱克（Casey Blake）的话来说，它们“比任何人根据早先的历史家（包括那些左派历史家）的论述所曾想象过的要远为丰富、动荡、复杂得多”。（第425页）

《美国激进派》是一份政治杂志，虽然也发表一些历史类的文章。1974年由中大西洋激进派历史学家组织（Middle Atlantic Radical Historians'Organization）创办的《激进派历史评论》（Radical History Review）是激进派的专业历史刊物。该刊的编辑曾在1976年时这样说道：“本刊的成长反映了美国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出现……60年代以学生为基础的运动的瓦解及其基本幻想的破产，使许多站在左派方面的人陷于绝望，但在其他人中激发起一种反省的倾向，一种分析社会变迁的渴望，这个社会看来是如此不公正然而又如此抵制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开始严肃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寻求一种新的正统，而是致力于理解制度和文化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复杂性，这是占支配地位的自由主义的和激进的样式所不能解释的”。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该杂志的特色之一是刊登了一系列访谈，主要是对汤普森、威廉斯、古特曼、蒙哥马利和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Davis）等人的访谈，探究历史学的学术性与从事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它的另一个特色是注重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反对史学日益专业化，因为它使这个职业与公众对过去的兴趣日益分离。编辑们对公共史学的理论和实践的讨论也对政府和各种社团为公众消费所推销的过去提出了挑战。中大西洋激进派历史学家组织论坛（MARHO Forum）在纽约面向公众举行了许多关于激进派史学的演讲。（第427页）

可以看出，新左派史学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初步发展后，到70年代随着政治斗争的淡化，他们在历史学术上的作用日益明显。

三 主流史学开始接受新左派史学和新马克思主义史学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民权运动的展开和反战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学开始接纳左派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合法化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的条件下取得了重要成就。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高潮中，主流的史学界也发生了极大变化，激进派的史学慢慢得到接受。其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比老一代的更加规范，而且由于他们与苏联没有什么具体联系，他们的著作与美国共产党的现实政治需要之间也没有直接联系，因而一些结论也更加客观。所以在一些主流的历史学家看来激进派写出了“好”的历史著作，而此前像阿普特克和菲利普·方纳他们的著作则被认为是“坏”的即不规范的历史著作。另一个原因是，经过民权运动，历史学的研究题材和对好坏的评价标准本身发生了重要变化。“从下往上看的历史”之类的观念开始为许多人所接受，下层人民的历史受到了重视。当阿普特克出版《美国黑人奴隶起义》时，占主导地位的是乌尔里克·B．菲利普斯（Ulrich B. Phillips）所描述的奴隶和奴隶制的情况，这是从南方统治阶级的眼光来描述奴隶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杜波依斯的《美国黑人的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1935）受到了忽视，占主导地位的是邓宁学派（Dunning school）公开宣扬种族主义的著作。但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些观点发生了变化，一些主流历史家开始认同从下层人民的角度来看下层人民的历史。一些新左派历史学家的文章出现在学术杂志上，一些更年轻的激进派也开始进入一些大学的历史系。这一切都有助于新左派史学在美国历史学专业中获得一个公认的地位。当然，激进派的史学继续受到批评和挑战，但它渐渐成为美国历史职业的一部分，不再被排斥在历史学之外了。

接受从下往上看的历史，这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影响分不开。“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成了研究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模式，霍布斯鲍姆的‘原始的反叛’概念被作为研究城市中社会下层帮派团伙的样板。”马克思主义最有成就的研究领域就在社会史。这方面有以吉诺维斯为代表的黑人文化史学理论，这一理论来自葛兰西；还有以古特曼为代表的工人文化史学理论，他的理论来自英国的汤普森，因此他被称为“美国的汤普森”。

按威纳的说法，主流史学接受激进派史学（一般的新左派史学与其中的新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太容易分开）的关键年份是1967年。这一年《美国历史评论》发表了一篇攻击激进派史学的文章，即欧文·昂格尔（Irwin Unger）的《“新左派”和美国史学》。发表前编辑曾征求过戴维·唐纳德的意见，唐纳德认为最好不要发这样的文章，因为昂格尔所讨论的那些历史学家还不够重要，不值得在专业的主要杂志占用那么多的页码。这里涉及的历史学家（第427页）包括威廉斯、吉诺维斯、拉希（Lasch）、科尔科、利特瓦克（Litwack）和特恩斯特伦（Thernstrom）。昂格尔的文章提出警告，说这些新的历史学家对这个职业造成了危险。他说，现在看到的还只是“冰山一角”，在这下面还存在着大量“年轻激进的学者”。他还说新左派历史学家关于美国的“苦恼”和“疾病”提出了各种“有用的”问题，但这是一些“坏脾气的人”“最烦扰人的人”，他们“鄙视纯粹的史学”，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不是来自“这个职业的自然的对话”，倒不如说是来自“外部的文化和政治世界”。次年，一篇由唐纳德（Donald）写的评论这样说道：如果吉诺维斯、拉希等人改变自己的态度，那么这个职业将会允许他们在美国历史的著述中享有充分的权利。这里要改变的是什么态度？他说道：新左派必须“不再声称他们是受凌辱的年轻人的声音”，不要哀叹“历史职业的‘权力结构’忽视了他们”。（第428页）不能说这些建议没有起过作用。新左派历史学家被主流的历史学所接受，既有时代变迁造成的一面，也与随着民权运动的退潮新左派历史学家慢慢回归某些学术界公认的传统惯例有关。

20世纪70年代初，激进派历史学家纷纷在各大学历史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甚至是终身教职。1978年，吉诺维斯领导创办了《马克思主义观点》（Marxist Perspectives）, “此前从未有一个拥有这么多著名编者的学术杂志如此直率地表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该杂志编者中有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但其组织者基本上是历史学家。由吉诺维斯和萨斯曼（Susman）签署的主编声明中说道：马克思主义能够“提出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各种问题，如果他们不放弃解释这个世界从而促使它变得更好的责任”。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有霍布斯鲍姆、拉希、蒙哥马利等。文章有约翰·W．沃马克（Womack）的《革命时期墨西哥的经济学》及埃里克·方纳的《镀金时代的阶级、种族划分和激进主义》。该杂志共出版了10期，《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报道说，停刊时该杂志的订户有3500个，另外每期还能卖出1000册。（第432页及注）

1980年，有一本书曾这样评价当时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现状：“许多激进派历史学家，但决不是全部，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虽然显得并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任何单一的定义；而且虽然他们从各种视角提出了形形色色的问题，但他们曾结合起来创办了几个新的杂志，这样他们可以更容易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由于他们的成果已变得不再具有那样决定论的色彩，更为精细，所以在这个职业中变得更有影响。在1970年代后期，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与他们一样对卡尔·马克思及其历史发展理论怀着强烈的兴趣。”该作者还说：“尽管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取得了这些成就，但在美国他们仍只构成这个职业中的一个相对小（虽然声音很高）的部分。”有些重要的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相对较小，如城市史和“新政治史”。

四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或80年代初以来，与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有关，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进入低潮。这时，大规模的民权运动早已告一段落，黑人斗争、女权运动采取了和风细雨式的向纵深发展的形式，自60年代中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爆发式的发展也停了下来。帕尔默这样讲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与现实政治斗争的这种联系：“自二次大战后至60年代以后所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总是与其他民众斗争和运动密切相关。这些斗争和运动，不论是工人斗争还是国际反军备运动，在80年代都处于低潮。”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时也进入低潮。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崩溃，又在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队伍里引起分化。帕尔默继续分析道：这是由于“没有一个充分发展的、自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那些曲解丑化马克思主义的年轻劳工史学家和妇女史学家中，很多人顺应时尚，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或埋头考据，对马克思主义不再关心”。这时，“最直言不讳地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美国劳工简史的”是侨居美国的英裔历史学家麦克·戴维斯（Mike Davis），他的著作《美国梦的俘虏》（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1986）是一部关于美国工人的社会史，他“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概括了工人的过去，显而易见侧重于其经济与政治活动。英国人比其美国同行在更大程度上抵制了巴黎时尚”。

造成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景气的还有其他原因。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经济不太景气，历史专业的博士找工作比此前困难起来，许多激进派历史学家失业了或在“非预备终身教职”（non-tenure track）的条件下工作，一些有才华的激进派，如斯托顿·林德和戴维·亚伯拉罕（David Abraham）失去了教职。在80年代，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力量重新强大起来，包括右翼的政治家、搜索激进派的自由撰稿人（free-lance red hunters）、少数本性难改的胆怯而年长的同僚，还有受1984年里根一边倒的胜利所鼓舞的新保守主义的知识分子。另外，激进派历史学家却从未成为一个统一的、和睦的团体，他们因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分裂不和，各自为战。比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争论，还有如70年代吉诺维斯和古特曼之间破坏性的争执而转移了自己的精力，甚至关闭了《马克思主义观点》杂志。激进派历史学家继续面对着一个不可避免的冲突：做一个知识分子还是做一个激进主义者。学术生产必须符合制度标准的压力很大，难以抵制，激进的历史学家们对这些压力以不同的方式作出了反应。一些人力图更广泛地接近观众（第432页），其手段有利用电影或博物馆里的展览，为《民族》（Nation）、《乡村声音》（Village Voice）等刊物撰写通俗著作，为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设立“美国社会史计划”课程。有些则从事校园政治斗争，有的论证说他们首先关注的应该是发展激进派学术的质量。大部分人都坚定地致力于对大学生的教学。尽管有这些来自外部的攻击和内部的冲突，在里根时期激进派史学在美国大学中占有它从未拥有过的地位。（第434页）这里是否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发展态势，即不把它看成是衰退，而是看成深入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资本主义仍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在经历一段时间的高歌猛进后需要休整和深入，这样看也是可以的。

历史学本身的发展，历史理论的变化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流行，由于20世纪中期盛行一时的结构主义受到了批判或抛弃，那种以下层群体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史渐渐受到冷落，新文化史兴起，所有这些都对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生了影响。

苏联的崩溃也有很大影响。埃里克·方纳说道：“1989年至1991年期间国际局势的发展对整个西方思想界有很大影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社会和历史的概念从（西方）知识界中消失了，两极世界的终结也导致了关于历史的两极辩论的终结。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发展也将历史学家从过去那种生硬的两极思维的约束中解放了出来。”这也许是苏联崩溃后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一种演变趋势。

当然，还是有历史学家继续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比如美国佐治亚大学历史系教授艾伦·库利科夫（Allan Kulikoff，中文名字“顾亚伦”）。纽约州立大学的布伦丹·麦康维尔称他是：“一个不断缩小的学者群体的一个成员，这些学者公开声称他们忠诚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代变体。”2003年库利科夫在评论马丁·布鲁格尔（Martin Bruegel）的一本书时宣称：布鲁格尔“采用的关于商业和阶级的定义来自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而我则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不久前，他这样向中国读者介绍美国历史学的发展趋势：“目前，关于移民、大西洋奴隶贸易、奴隶社群、妇女的社会网络和宗教团体等问题的社会史研究，仍然相当流行，但早期史学者已开始背离社会史研究，转而从事文化史研究。他们研究种族和种族主义的社会构成；探讨父权制的根源；考察大众文化（如文学、科学和展览等）；描述所谓 ‘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在那里，印第安人、混血人以及白人男女构建了新的社会。”美国也像西欧国家一样，20世纪末以来研究兴趣逐渐从一般的社会史转向了所谓的新文化史，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可以在这种转变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库利科夫在预测美国史学的发展趋势时说道：“在今后几十年里，哪些主题将主导美国早期史研究，历史学家还无法做出预测。但美国的早期史学者很有可能转向政治史研究。”这种重返不会是“复制冷战时期那种集中研究国家和各州政治制度的政治史，也不会侧重政治意识形态或采用计量方法。相反，他们会像中国同行一样探究国家机构建设和国家与下层阶级之间的关系。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美国学者会综合利用社会史和文化史学者的研究成果，由此讲述内容更为丰富的历史故事”。如果这会成为现实，那么这将是一种综合几十年来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结果的一种新型的政治史，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有可能在其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还会不断提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各方面的发展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