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知识建构的理论与实践的现实演进

在此主要探讨“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知识建构”的含义，辨析“女性社会学”概念，阐述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以及建构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知识体系。

(一) 对“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知识建构”的诠释

本研究是从学科化角度对中国女性社会学进行基础的、系统的和独特的知识建构。

1．本土知识与本土知识的建构

对“本土知识”与“本土知识的建构”的讨论是必要的，从这两个概念出发，在中国女性社会学范畴内，对“中国女性的本土知识”和“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知识的建构”进行界定。

(1) 关于“本土知识”的概念

对于知识国内外学术界有不同学科视角的诠释。社会学则把知识理解为一种社会建制。

P《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认为知识是“人类认识的结果。它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又经过实践检验的对客观实际的反映。”

最先揭示知识不仅有认知功能而且具有社会功能的是社会学家。如马克斯·舍勒认为，知识是一种社会行为的能力。社会学家们普遍从社会学的知识范畴与分类着手，来分析知识的社会功能，从而为揭示知识的经济功能奠定了理论基础。

女性主义学者早就提出知识是人造的 (英文man-made有“男人造”含义)，任何知识都有一个创造和生产的过程，此过程充满了权力的运作。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本土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 进入当代视野。本土知识的开发、传播与应用逐渐成为西方学界关注热点。

①对“本土知识”概念的界定

在学术界，与“本土知识”互用的词很多，常见的有：地方性知识 (local knowledge)，民间性知识 (folk knowledge)，本地知识 (native knowledge)，土著知识 (aboriginal knowledge)，传统知识 (traditional knowledge) 等。一般认为，“indigenous knowledge”较全面地概括了本土知识的丰富内涵。这一概念来源于西方学术界，围绕概念有很多的争论，一般泛指与西方科学相对应的各民族知识体系。如将本土知识界定为民族科学，即一个民族在自己生存、延续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自己独特内容与形式的知识体系，对应于近代以来形成的西方科学或欧洲科学。而一些人类学家则认为，用“本土视角”(indigenous perspective) 一词，能更准确地表达出本土知识的特质。所以，在建构本土知识时，具有本土视角是很有必要的。

有中国的学者综合国内外关于本土知识的诸多定义，认为正确界定本土知识概念，应从知识、权力与发展相互关联的视角出发，反映出本土知识在当代兴起的历史根源、时代背景和应用价值。提出本土知识，应包含地方性知识、被压迫的知识和传统知识三方面的内涵，以及三方面的相互关系，即本土知识是地方性知识，与源自大学、研究机构和私人企业形成的国际性知识不同，具有文化、社会、地域的独特性；本土知识是被压迫的知识，是后殖民时代被南北差距所唤醒的精神财富和智力资本；本土知识是传统知识，其有效性和经济性被长期的实践所证明，与农业生产、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资源管理以及教育和知识创新密切相关；本土知识的地方性和被压迫性相互联系，在发展实践中会聚，共同决定着本土知识的价值边界。

还有学者将本土知识定义为：由本土人民在自己长期的生活和发展过程中所自主生产、享用和传递的知识体系。在此概念的基础上概括了本土知识的主要特征有：其一，本土知识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其二，本土知识是一种整体性知识；其三，本土知识是一种被压迫的知识；其四，本土知识是一种授权的知识。

根据以上的文献研究，本研究提出，“本土知识”是特定时期对特定的本土环境具有特殊的适用性的知识体系。

“中国女性的本土知识”则是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定的本土环境下女性群体所具有的知识体系。它是一个现代的概念、科学知识和开放的体系，包括关于中国女性原有的知识，以及外来新知识经过本土化后与有关中国女性原有的知识相融合后所形成的知识体系。

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不断成长的，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以及社会实践结构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转化的过程，是“新型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探索也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新境界，社会主义正在最新的实践中扩展着和更新着自己的理念。在“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中，“新型现代性的全球视野与本土社会转型的中国眼光”是社会学的二维视野。

②本土知识的普遍意义

“社会科学的知识和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本土的”。任何社会科学的知识与理论都包括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知识与理论和具有较普遍意义的知识与理论。这两种知识与理论也可以被视为社会科学发展的两个层面，即首先是对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知识，然后在比较和概括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具有较普遍意义的知识与理论。

如果认为中国女性社会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话，中国女性社会学也就不能例外，也会具有上述两种知识与理论。然而，就中国女性社会学发展状况而言，当下我们拥有丰富的本土知识，而形成具有较普遍意义的知识与理论还有待未来的发展。因此，本课题是对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知识进行梳理，使之形成独特的知识体系，并进一步讨论形成具有较普遍意义的知识与理论的可行性。

“中国女性的本土知识”强调本土，是在全球女权/女性主义文化格局中通过跨文化互动，探索“本土价值”及其重要性。如有学者认为起步较晚的中国女性社会学的本土经验的知识与理论，包括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理论指导下的应用型的“为解决妇女问题进行政策倡导的领域”和“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更具理论价值和实践/实际经验的领域”。在这两个领域，中国学者和行动者们同样都对社会性别结构、权力关系、社会身份、人的能动性以及妇女在知识生产和转变中的能动性等作为支配体系的社会等级提出了疑问。这些在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中提出的质疑对中国这两个领域的发展及对全球女权/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贡献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潜在推动力。

③本土知识发展的根基

中国女性社会学赖以发展的根基乃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学术性也只能来源于扎根本土的研究。

当前中国女性社会学的本土知识生产是发生于转型社会，转型社会为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如果将本土知识从其特定的情境中抽离出来，会丧失其本身的意义与固有价值。所以，要在中国转型时期这一特定时空下，对中国女性社会学所具有的本土知识及其意义进行研究。如果，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产生的，那么，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知识产生就具有了20年的历史。这20年正是中国的国家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历史和社会政治情境极大地型塑了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出现和发展，决定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的观念和思维，社会性别知识的生产，以及这些知识的制造者和这些知识转变的结果。

④本土知识的特性

第一是反思性，即反思本土知识。中国女性社会学的本土知识需要反思，反思是本土知识不断发展的动力。建立一种学术上的反思机制非常必要，在知识的生产过程中，不断自我审视、自我调整。

第二是创新性，即创新本土知识。中国女性社会学具有与众不同知识类型的差异和争辩，从而可以形成理论创新的局面和机制。中国女性社会学的本土知识需要不断创新，才能充满活力。

第三是超越性，即超越本土知识。中国女性社会学的本土知识具有历史性、地方性，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本土知识也要国际化和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研究本土知识并不是自我封闭，而是以国际化为前提，进行国际比较，才能突出中国特色，强化中国女性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和全球女性主义学术论坛上的地位，尝试逐渐形成中国女性社会学学派。

(2) 关于“本土知识建构”

斯卡达玛丽亚 (Scardamalia) 和伯雷特 (Bereiter) 认为，知识建构是指对共同体有价值的观点和思想的产生与不断改进过程，该过程是通过提高共同体的贡献大于个体的贡献之和来实现的。

至少由上述定义可知，知识建构中“建构”是一个知识生产过程(knowledge production)。对“本土知识”的建构是中国当代主流学术界知识生产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知识建构就是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知识的生产过程。

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知识生产过程所具有的社会建构性，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女性社会学在生产什么样的知识呢？就是生产女性的和本土性的知识。女性知识和本土知识的相互建构成为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理论基础、研究内容和方法。

第二，建构既是对原有知识的改造和重组，同时又包含对新知识意义的建构。

第三，女性知识和本土知识，原有知识和新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上形成知识的互补性，不同类型知识或不同传统知识，在中国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展现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知识的生产过程中的科学性、实践性和反思性。

第四，建构—解构—重构是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知识建构的路径。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可以解构和重构的对象。建构—解构—重构不仅是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的使命，也是知识生产者的责任。

第五，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知识建构的目标则是追求学术独立的本土学科理想，描述本土知识建构的过程，形成独特的本土学科知识体系和学术研究传统，进行本土知识创新、反思和超越。同时，探讨中国女性社会学知识生产过程与方式的合理性、独特性，及其与主流社会学和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差异性、异质性。确立目标是设立一种未来达到的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想化，而是要立足于现实分析要达到目标所面临的差距。

2．学科化视角

从学科化视角出发，对中国女性社会学的本土知识建构会更加科学和系统。所以，对于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内涵和过程的讨论是非常必要的。

(1) 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内涵

所谓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是指中国女性社会学从前学科不断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过程和结果。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中心问题是从现有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的边缘地位通过知识建构而上升到核心地位，成为一门主流的学科。学科化视角具体展现为理论分析与实践分析，过程分析与结构分析，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交织的视角，对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本土知识建构进行全方位探讨。

在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发展中，有几重关系需要澄清：

①学科化与非学科化的关系

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与非学科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要体现出学科特色和专业特点。它们是在本学科特定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抽象概括出来，是从女性学、社会学、女性主义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中借鉴，而不是简单照搬过来。

表现之二就是建立反思机制。即对学科化程度进行反思，如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虽然在制度上正在成为一门学科，但在学科知识体系建构上还远未达到学科化，还没有在形成独特的学科范式的基础上，形成独立、成熟的学科理论体系，所以说中国女性社会学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独立学科。

②学科化与科学化的关系

从学科化到科学化，这是学科成熟的必由之路。学科化只是起始，学科化并不等于科学化，学科化是学科成形的标志，不是成熟的标志，科学化是学科成熟的催化剂，只有科学的知识的学科化才具有意义，即在科学的意义上对学科进行学术性的定位和规范。

学科化就是要从学科所研究的特殊领域中概括、创造和提升新的范畴。创造或提升的新范畴必须是反映和概括学科所研究的特殊领域中各种现象之间的特性和关系的基本概念，学科特色和专业特点，理论知识和方法。每个学科的概念、新范畴，都只能在自己特定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抽象概括出来。范畴精确化、规范化，是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化所要求的。

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正在建构，其科学性不能忽视，如树立学科独立意识；建立独立的话语系统；对概念和范畴进行科学的学理化界定，同时进行严格、科学的逻辑论证；从事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面对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对本学科的本质和规律进行理性概括，建构中国女性社会学理论范畴及知识体系等。

③学科化与学科建设的关系

学科建设的目的就是学科化。在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建构过程中，要关注自身的学科建设。学科建设的目的是促成学科的理论的成熟和普及，而不是为学科化而学科化。关注点放在学科对象的研究、学科的概念界定和理论架构的建构，以及研究方法的选择方面。在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学科实践是关键推动力。

在学科建设中学术建设是灵魂，而学术建设中重点是强化学术意识。学术意识的基本内涵就是中国女性社会学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从本学科视角出发，运用社会学的概念语言和方法工具，对学科上可以定位的有意义的问题进行科学回答。此外，学术建设还包括进行学术规范、学术对话和学术积累。

(2) 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建构的过程

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建构就是知识生产过程的实现。不同时期 (包括前学科化建构时期和学科化建构时期) 的女性/性别立场的知识生产经历不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谁是知识生产者？如何生产的知识？生产出什么样的知识？知识是如何传播的？这是一些重要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是本学科从前学科向独立学科转化的前提。

国内学术界关于知识生产的研究不少，但是关于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知识生产过程却鲜有研究。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知识生产过程是知识的生产者按照一定的知识生产方式，对原有知识和新知识进行建构、解构和重构，并对知识进行传播的过程。知识生产过程包含四个要素：知识生产者、生产方式、生产的知识和知识的传播。

①知识生产者

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知识生产者是一个庞大的复合体，在这个复合体中有不同层次的不同类型的知识生产者。包括全球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国家及其女性/性别政策、社会及其性别观念和社会性别制度、家庭及其性别分工和性别角色秩序、主流社会学学科理念、社会组织和团体观念及其践行、女性群体的价值取向、研究者群体 (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 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者个体和女性个体的观念和行为。这些知识生产者形成一个互动的整体，共同生产、呈现和传播知识。

②知识生产方式

知识生产方式就是知识生产者进行知识生产活动的途径和方法。

知识生产方式一方面是人类的一种认识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活动。知识生产方式是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体系，是知识生产认识因素和社会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生产模式。知识生产在认知方面的内在规律与各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着一定时期的知识生产方式。

学术界对知识生产方式的探讨，为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知识生产方式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当代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知识生产者进行知识生产活动的途径和方法有对女性学和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学术知识的选择，对中国原有的传统女性/性别知识的继承，对国外主流社会学和女性主义社会学的知识的借鉴，对历史和现实有关女性/性别经验知识的凝炼等。

③生产的知识

生产的知识一定是中国女性社会学的本土知识形成的系统的科学的知识体系。目前中国女性社会学的本土知识体系的建构尚有不足。

④知识的传播

中国女性社会学知识的传播是知识生产过程的终极环节。所选择的传播路径是通过各种媒介，如政治路径、教育路径、大众传媒路径和文化艺术活动路径等，使得科学的女性/性别知识得到国家、社会、群体及个人的认同和接纳，只有这样知识生产的价值才得以体现。

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知识传播一个主要的具体路径就是教学，包括学科体制化；专业课程的设置；教师队伍的培养。

(二) 关于“女性社会学”概念辨析

作为一门学科，概念术语规范是学科成熟的标志，概念混乱，其定义不清楚，本质说法不一，内容包罗万象，反映了学科基础研究的薄弱，它影响着学科化建构。所以，女性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之一，就是要对本学科基本概念进行辨析和厘清，这是目前学术界所缺乏的。

在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知识建构中，关于学科有着不同的称谓，如“女性社会学”、“妇女社会学”、“女性主义社会学”、“性别社会学”、“妇女/性别社会学”及“女性/性别社会学”。这些概念辨析的难点在于不仅要明确相关概念之间的联系，还要明确其区别；更要进一步明确这种辨析如何可以应用在具体的女性社会学的研究之中。“女性社会学”与“妇女社会学”更多是不同时期的选择结果，而“女性社会学”与“女性主义社会学”、“性别社会学”、“妇女/性别社会学”及“女性/性别社会学”更多的是基于不同的学术立场。

1．学科不同称谓之间的比较

本研究采用“女性社会学”名称。所以，厘清“女性社会学”与上述其他学科称谓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是学科化的关键。

(1)“女性社会学”与“妇女社会学”

对“女性社会学”与“妇女社会学”的厘清建立在对“妇女”和“女性”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

①“女性”和“妇女”

关于“妇女”与“女性”称谓的区别，有学者作过专门的研究，提出使用“妇女”而不是“女性”的称谓。该学者认为“妇女”一词更多是对某一具有一定生理和生物性别特征的群体的社会身份的指认，即它更多的是以社会学为视角，对生理和生物性别人群进行社会身份的界定。而且“妇女”是一个不具有本质主义特征的、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上的、对某一特定生理和生物性别人群社会身份的命名。它强调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具有女性生理和生物性别者的社会身份，及其由这一社会身份所产生的某种心理和行为特征。“女性”一词更多的是对某一生理性别群体的指认，即它更多的是以生理学和生物学为视角，对人群进行性别的界定。学者还提出“妇女”没有相对应的另一性别的命名，而不得不以“男性”作为与“女性”相对应的概念，以“男子”、“男人”作为与“妇女”、“女人”、“女子”相对应的概念。在这种区别的研究中，关键是学者并没有论证为什么“妇女就是对某一具有一定生理和生物性别特征的群体的社会身份的指认”，而且，既然“妇女”没有相对应的另一性别的命名，那么也就没有对应的另一性别的具有一定生理和生物性别特征的群体的社会身份的指认，不利于进行男女两性的比较。所以，尽管以往的中国社会、社会革命实践和学术界有称谓“妇女”的传统，本研究仍然认为使用“女性”的称谓更适合，但是在涉及原有文献的采用和习惯性用法时就保留“妇女”的称谓。

②女性社会学和妇女社会学是不同时期的名称选择

“sociology of women”被翻译成“妇女社会学”, “female sociology”被翻译成“女性社会学”。

21世纪以后，女性社会学被较广泛使用。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关于“妇女社会学”的研究很少，仅见的一篇翻译文章是1990年《国外社会科学》刊登的《一种妇女社会学的理论》一文。文中提出几个重要的观点：第一，妇女社会学是一种由妇女建立的社会学。第二，女权主义理论与社会学理论有重要联系，在此基础上运用女权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惯例，发展出一种妇女社会学的综合理论模式。但不是简单地采用折中主义的概念和方法，必须反对使用传统的建构社会学理论的手段。第三，妇女社会学与女权/女性主义及女性主义社会学有天然的联结。如建立妇女社会学理论的目的在于解释妇女受压迫的某些问题：为何会产生不平等？它的根源和影响是什么？它靠什么维持？这些问题都是J．查弗特在女权主义社会学中提出的基本问题。一种妇女受压迫的综合理论将吸收女权主义的合理概念，使之共同组成坚实的理论构架。而对女权主义理论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如何在社会科学与妇女研究理论中建立起有效的解释方式和结构间的联系。第四，妇女社会学的综合理论模式就是妇女受压制模式，其核心概念是贝斯顿提出的价值概念，它蕴涵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二者的含义，在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建构妇女社会学的规律、妇女社会学的命题，以及综合理论模式。

另外，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女性社会学包括妇女社会学和女性主义社会学。但是，学者并没有解释妇女社会学与女性社会学的区别。国内外学者的一项合作研究也称谓“妇女社会学”。

(2)“女性社会学”与“女性主义社会学”

本研究主张将“feminism”翻译成“女性主义”。“feminism”是指女性追求解放、争取与男性在社会、经济、政治和人格上平等的系统思想和主张，无法用“女权”概括其全部意义。“femin”是指女性，“-ism”有主义、学说的意思，故翻译为“女性主义”更为贴切。因为女性主义既不是一种单纯属于“女性群体的看法”，更不是一种什么“女强人的看法”，女性主义在总体上主张和追求性别之间社会权利的平等，但并不是要抹杀性别之间所有的社会差异和社会符号。

“feminism”一词源于法国，中国内地较早的翻译是“女权主义”，这样的翻译具有合理性：一是与西方女性反抗父权压迫争取女性群体权力/权利现实的联系性；二是当时中国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潮流接受的滞后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5年后，较多的译名为“女性主义”，但仍有一些人用“女权主义”的译名。又有一些学者提出用“女权主义”来指称西方的“feminism”、用“女性主义”来指称中国妇女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的现象，以强调这两种妇女运动在议程及背景上的差异。更有学者认为中性的“女性主义”一词在中国降低了具有斗争色彩的“女权主义”一词的敏感度，更容易在中国语境下被接受，而“女权主义”已经成为与“女权运动”相关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女性主义”的内涵则更为广泛，然而其“本质化”的界定也带来了它的局限性。基于研究的综述性的现实，有些学者对两种译法都不愿意采用，而也有人选择同时使用这两种译法但用斜线隔开，即将“feminism”一词译为“女权/女性主义”。

在西方国家，女性社会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女性主义社会学的研究。西方女性主义者通过对西方男性主流社会学的批判介入社会学，并提出女性主义社会学的构想。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传入中国，而且中国内地的女性主义介入社会学后，中国的女性社会学就拥有了女性主义的倾向。

(3)“女性社会学”与“性别社会学”

关于“性别社会学”，学术界研究不多。有限的研究主要有：

①关于国外的“性别社会学”国内学者对国外的性别社会学的介绍和研究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如在一些研究中，提到1979年美国的L．达维逊 (L. Davidson) 和L. K．果敦(L. K. Gordon) 所著的《性别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Gender)，以及1991年L．克拉默 (L. Kramer) 撰写的《性别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Gender)。有研究提到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经把性别社会学变成一门显学，给它套上了学科合法性的外衣。它的名字罗列在学科目录和工作职位表上，成为一个博士专业，需要通过资格考试，有专门的期刊和评奖与奖励机构，以及具有国家声誉的学者网络。

还有研究对其英文名及翻译的讨论。如提出性别社会学在国外于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其英文名“gender sociology”。另一研究则提出，英文“sociology of gender”应译为“社会性别社会学”，简译为“性别社会学”。

②国内对“性别社会学”的研究

有学者提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的妇女研究兴起热潮，到21世纪初，女性研究已经走出了“问题研究”阶段，开始进行理论的构建，并寻找到社会学的理论背景和依托，构建出性别社会学。性别社会学与女性主义研究有着更为密切的亲缘关系。然而，在我国，性别社会学尚处在构建的阶段。认为性别社会学在价值取向上不能完全保持价值中立，应倾向于女性弱势群体。

有一些学者共同编著了《性别社会学》教材。该教材的观点之一就是认为目前“女性社会学”已经演变到“性别社会学”, “性别社会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探讨“性别社会学”的学科发展现状和学科性质与内容，并尝试提出“性别社会学”独特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但是，该教材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方面。第一，充分肯定了女性社会学在理论、研究领域、方法论的贡献和发展，而对“性别社会学应运而生”的理由简单的解释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将阶级、种族进入性别研究时，要关注男性的利益，同等研究两性问题”。第二，所提出的“中国内地性别社会学的建构”，实际上更多的是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建构。第三，所涉及的研究内容并没有充分反映中国内地性别社会学的成果，也没有形成独立的知识体系。

所以，本研究认为无论对西方还是中国的一个学科的产生的论证要更为科学；目前提出中国性别社会学已经建立的观点并不成熟。

(4)“妇女/性别社会学”和“女性/性别社会学”

近几年，在学术界有关于“妇女/性别社会学”提法，如2000年开始的“发展中国内地的妇女/社会性别学”的项目，中国社会学学会妇女/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会成立，当代中国的妇女学与妇女/性别社会学的研究。关于“女性/性别社会学”的研究，有王金玲的“从边缘走向主流：女性/性别社会学的发展”的研究和佟新的“30年中国女性/性别社会学研究”。甚至一些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对两个概念进行切换使用。这样做法的原因并没有被解释，因而令人困惑。本研究同意这样的说法：“由于政治和实际操作方面原因，‘女权/女性主义社会学’在社会主义中国并没能被大范围地采纳，因为社会性别视角的融入还处于过渡阶段。为此，我们合用‘妇女’和‘社会性别’一词，并用斜线隔开：妇女/性别社会学。”也许，这印证了本研究提出的观点，即建构“性别社会学”的时期并没有来临；采用“妇女/性别社会学”和“女性/性别社会学”也是权宜之计。

2．关于“女性社会学”

学科名称使用上混乱的状况对于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学科化发展是不利的，这种状况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而把学科名称统一到“女性社会学”上则是更为理性的选择。

(1) 对“女性社会学”以往研究的评述

关于女性社会学，有学者认为：

①目前在中国内地，按照教育部有关学科设置定量标准考察，女性社会学与妇女社会学、性别社会学一样还都处于前学科状态，属于“性别与社会研究”, 只是“性别与社会”研究被冠以这些学科的名称。

②中国的女性社会学实质上是包括两大倾向，即妇女社会学和女性主义社会学，这两大流派处于胶着状态，既互相渗透，又互相矛盾冲突。尽管妇女社会学今天仍在女性社会学中居于主流地位，但这一地位已受到女性主义社会学越来越强烈的挑战；尽管女性主义社会学较之妇女社会学在中国的源起更迟，但女性主义社会学正在日益展现着自己强大的活力，而实际上中国女性社会学从近一两年开始，也越来越显示其女性主义的倾向。

③中国内地以社会学理论、方法进行的有关妇女议题的研究与教学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在传统的社会学框架中的运作；一是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以社会性别的角度进行运作，相关的大多数课程被冠以“女性社会学”、“妇女社会学”、“性别社会学”的名称，尽管相同的命名下往往有着不同的运作。“女性社会学”则包括了这两大类运作。

上述观点反映出，一是女性社会学以及妇女社会学、性别社会学无论冠以何种名称，都不是成熟的独立的学科；二是女性社会学与妇女社会学、女性主义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明确，女性社会学和妇女社会学、女性主义社会学是从属关系；而在女性社会学中，妇女社会学、女性主义社会学是主辅关系。但是学者并没有分析在知识产生过程中，三者之间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关系，三者的各自内涵以及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三是对女性社会学并没有进行明确的界定。

(2)“女性社会学”研究的兴起

21世纪来临后，伴随着关于女性主义理论、女性学和社会性别的研究的大规模的涌现，更多的研究称之为“女性社会学”，如对学科建构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专著和教材：《女性社会学的本土研究与经验》, 《女性社会学》，这都是上述主张使用“妇女”称谓的学者的卓越贡献，虽然没有进行解释，但是可能与不同的研究可以使用不同的称谓以及时间的推移有关。受到这样的影响，本课题在申报时也采用了“女性社会学”名称。因为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女性不再是“能顶半边天的妇女”，而成为社会弱势群体，关注女性弱势群体，必须持有女性视角，同时又要关注男性的利益和价值，持有性别视角是非常重要的。或许采用这样的说法更为妥当，即在中国女性社会学中正在发生“女性研究”向“性别研究”的转型，中国女性社会学不仅要具有“女性视角”，也不能缺乏“性别视角”，具有这样的双重视角是目前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学科诉求。

(三) 建构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理论基础

一般认为中国女性社会学受到了女性主义以及社会学研究取向的影响，而且以往的研究缺乏对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理论基础的系统梳理。因此，本研究提出建构中国女性社会学理论基础体系，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西方主流社会学和中国本土主流社会学，西方女性主义和中国本土女性主义，以及本土思想资源。中国女性社会学是以多元理论的互动为基础的。本研究提出建构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基础理论体系目的不是建构一个完善的体系，而是提出一种学术观点和研究思路，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个不断开拓的研究空间；同时重点阐明上述理论与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关系，目的是为建构中国女性社会学独立的知识体系做出尝试。

1．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在中国女性社会学理论基础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重要的指导理论。

(1)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

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有社会学，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本研究赞同马克思主义不仅有社会学，还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并认为要运用中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努力使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学理论的分析材料。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产生于19世纪30—40年代，它蕴涵着与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不同的基本立场、理论构架、方法原则和价值取向，而这些正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至今仍有勃勃生机的根据所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经历了一个半多世纪的历史演化，形成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不同历史形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形成了一个科学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20世纪20—3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中国思想界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经历了曲折，从李大钊、瞿秋白和李达等人，为阐释和传播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以及紧密结合实践斗争做出了努力；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被归结在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之内，唯物史观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再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社会学被禁闭30年，西方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被冷落；再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学开始重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逐渐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新机遇来临。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关系也在被澄清，如有学者认为前者使后者成为科学，后者是前者的学科化。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作为中国女性社会学理论基础之一，对学科的本土知识建构有深刻的影响：

第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概念是制定中国女性社会学概念的重要依据，把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概念，如阶级概念，纳入中国女性社会学的概念体系之中。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主要是针对物质生产提出来的，但是不可否认，马克思对“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分析和界定，为分析知识生产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参照。借鉴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深入研究中国女性社会学知识产生的过程，可以进行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一是系统分析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内涵及结构；二是梳理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历史演变的宏观线索；三是考察当代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变革的主要特点。

第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独特的基本立场、理论构架、方法原则和价值取向，对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学科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四，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发展、深刻变迁的历史时期，在取得经济增长、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等方面显著成就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或社会问题也以十分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特别是发展失衡、贫富分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以及制度失灵、分配不公、贪污腐化等方面的社会问题，形成开展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等新形势、新任务，给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课题和空前有利的发展机遇。中国女性社会学要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践原则、辩证分析方法以及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革命精神等方面的优势”，探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妇女问题和性别问题，而且努力使相关研究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学理论的分析材料。

第五，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互动关系也要成为中国女性社会学的主要研究议题。

(2) 唯物史观在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于1846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创立了唯物史观。李大钊于1919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在中国系统地传播唯物史观。从此，唯物史观就对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一，唯物史观是中国女性社会学的重要影响因素。唯物史观、西方社会学和国学，是中国社会学学术思想形成的三个主要影响因素。对于中国女性社会学而言，上述三个影响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应该还有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在这四个影响因素中，唯物史观占主导地位和起指导作用。

第二，唯物史观有助于确定中国女性社会学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科学地论述了唯物史观的现实前提和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由此确定中国女性社会学的逻辑起点。

第三，在构建中国女性社会学理论体系中，唯物史观既是指导思想，又是理论基础。

第四，唯物史观是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分析工具。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劳动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历史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中研究社会历史现象最直接最有力的工具，也是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特色之处。

(3) 中国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有些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交替使用。本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的学说称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中国化，因此运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称谓，但是也尊重一些学者使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名称，在引用时仍然按照学者的提法，以表明学者的观点，并非概念运用的混乱。本研究还认为，三者是有区别和联系的。

有学者梳理了1992—2010年近20年的研究，列出研究中出现的一些不同的表述：如有的学者称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有的称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而有的学者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但是学者都没有对各自采用的称谓加以说明，学术界也没有进行三者的联系和区别的探讨，似乎这是一个不用探讨的问题，尽管概念的表述不同，但三者的内涵基本一致。因此，三者混同使用。这反映了概念运用的混乱状况。三个称谓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一直都存在，但是目前倾向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称谓的学者较多。

以往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如认为毛泽东的妇女观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两者可以替换使用。还有学者前后使用的称谓有变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或改称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或改称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因为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认识和解决妇女问题上的运用。”本研究认为，如果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加以区别的话，可以这样表述：“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具有两种形态，即革命形态和建设形态，而“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是其革命形态。

本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则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中国化的实现。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创立、继承和丰富起来的科学理论体系。

伴随20世纪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被引入中国，与中国妇女运动实践相结合，开始了“中国化”的历史。所谓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中国妇女运动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及其产生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中国不断地被创新，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也可以这样理解即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中国学派，当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还需要完善和体系化，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也是一个开放体系。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作为中国女性社会学的指导理论，一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理论和方法，可以成为中国女性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组成部分。二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关系应该成为中国女性社会学重要的讨论议题。中国女性社会学应该对两者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差异进行比较，并对学术界一度存在的论说澄清，如认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对中国当代复杂的妇女问题和性别关系丧失了解释力；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别”，具有万能的解释力。三是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产生的背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要进行研究，运用阶级、阶层与性别概念来共同分析男女两性的社会差异。吸收女性主义理论的观点，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增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解释力；适度采借社会性别理论，在不断对其本土化的过程中，作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必要补充，共同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服务于中国当代妇女运动实践。

2．西方主流社会学和中国本土主流社会学理论

中国女性社会学与西方主流社会学和中国本土主流社会学理论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女性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要批判性、建设性地借鉴主流社会学理论，中国女性社会学要努力争取与主流社会学平等对话，这是一种良性的互动。一方是自说自话式的指责，而另一方是不置可否的漠视，不利于中国女性社会学得到主流社会学的认可，其中理性策略的选择是关键。

(1) 西方主流社会学理论

西方主流社会学具有性别盲点，正如社会学家吉登斯在评价主流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理论时所说：“许多年来，分层研究有‘性别盲区’——在他们看来，仿佛女性并不存在，或者在分析权力、财产和声望的分配时，仿佛女人是不重要的和无意义的。”这也正是西方女性主义所致力于批判的。西方主流社会学在面临女性主义对主流社会学的解构和重构也不能无动于衷。“学术界已经无法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在社会学中发出的声音置之不理，当代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流派的教科书都无法将女性主义理论或性别分析方法排除在外”。

主流社会学理论涉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对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运行以及社会问题的研究有优势，且主流社会学理论对自己的性别偏见和性别盲点有所觉察，所以中国女性社会学可以将主流社会学理论作为基础理论之一。关键是在协同主流社会学不断深入反思的基础上，发掘主流社会学理论，如社会角色、社会化、社会分层、社会发展理论的价值。

(2) 中国本土社会学理论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学理论就开始积累本土经验，目前中国社会学界比以往更加注重根据中国社会现实对这些成果的消化和吸收。而且简单套用西方社会学概念及理论框架来审视和解释中国社会，或单纯以中国社会的经验事实去证实或证伪西方社会学理论命题的做法，逐渐被摒弃。中国社会学者开始大胆尝试在对中国社会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提炼反映中国社会特殊过程和规律的理论概念和框架，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在基础理论方面，关于“社会运行”、“社会转型”等中国特色的概念被社会学界广为接受，关于“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的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互构论”等理论。在中层理论方面，社会学者提出了“断裂社会论”、“十阶层论”和“实践社会学”等理论观点，在海内外学术界都引起了较大反响。这些努力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

中国本土主流社会学对于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努力和成果，是值得中国女性社会学肯定和学习的。中国女性社会学一方面提出了“本土化”的口号，但是未见有影响力的、既被主流社会学又被本学科认可的成果。另一方面中国女性社会学应该脚踏实地对本土社会学成果进行研究，借鉴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关于性别制度和关系的研究，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特别是一些中层理论，把中国女性社会学的本土理论研究提到日程，与中国主流社会学携手共同走“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

3．西方女性主义和中国本土女性主义

社会学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最早介入的学科领域之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中国女性社会学应该是西方女性主义和中国本土女性主义互动发展的成果，中国女性社会学对西方女性主义和中国本土女性主义理论既要吸纳又要批判。

(1)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

从19世纪末出现的传统女性主义到20世纪60年代的新女性主义，再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西方女性主义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如呈现出多元的女性主义理论的观点，如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国际社会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但同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也遭到了挑战与质疑。因此，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要进行适度的评价。

女性主义研究在理论上的贡献，扩展了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领域，并对传统的主流社会学提出了挑战，社会性别理论就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独特贡献；西方女性主义的各个理论流派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两性不平等的根源，两性之间的差异以及实现两性平等的途径；提出妇女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倡导妇女参与政治，主张妇女要形成自己的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对国家政策和基层社会施加影响力；探讨福利国家制度与妇女解放的关系，认为福利国家制度对妇女解放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以及公共福利服务是衡量妇女解放程度的标志之一；研究把家庭制度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试图寻找家庭政策制定的依据；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反对父权主义的权威，批判父权主义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并希望通过争取平等的性别权利来促进社会平等，在社会政策的制定上，女性主义支持国家干预，倡导社会服务的意识形态，强调家庭政策对社会服务理念的支持。

然而，西方女性主义存在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如缺乏统一的、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忽略了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声音和需求，有可能制造新的不平等和对立。因此，妇女解放的深刻内涵不仅是改造和削弱男权文化，更是要输入平等和自由的文化精神，更新和确立女性乃至整个人类安身立命的价值尺度，在设计未来文化蓝图时，既应摒弃男权传统的糟粕，又要力避矫枉过正——制造新的不平等和对立。

上述女性主义理论观点对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有重要的启迪：第一，承继女性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对各种理论观点进行批判性地接纳。第二，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和具体问题研究的展开是马克思主义从性别和家庭史考察人类文明史传统的延续的观点，对于国内学术界热衷于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探讨妇女问题，而忽视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发展的现象；对于女性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关系，女性主义分析和阶级分析的关系，都是值得认真梳理和探讨的，这样在用女性主义理论这一新社会思潮解释当代中国复杂的妇女问题时，才能进行正确判断，不断地概括和提炼出“中国经验”。第三，在新女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女性主义福利理论对于理解福利与女性的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可以运用女性主义福利理论研究妇女与福利发展、妇女与国家的关系、妇女与劳动力市场关系；妇女福利与妇女角色、家庭责任与结构的关系。第四，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建立的从性别和家庭的视角剖析社会结构的方法，能够对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化、不同阶层的人群的分化，以及女性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进行分析。第五，西方女性主义致力于发展对家庭政策的研究，目前中国只有独生子女相关的家庭政策，不仅需要从社会性别角度分析评价独生子女政策，还需要研究其他重要的家庭政策。当然，对这些理论启示的总结并不系统，本研究意在说明深入总结的价值。

(2) 中国本土女性主义

中国历史上有女性主义的思想，从明清开始女性主义思想萌芽。

明清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在中国也出现了与传统妇女观念相异的妇女观念，如李贽、袁牧、李汝珍、俞正燮等人的妇女观。尤其晚清以后西方思想文化观念，包括西方现代女性主义思想得到传播并产生影响，中国社会呈现出了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文化内涵，逐渐萌发了妇女解放思想，男女平等得到宣扬，将女性从种种传统的礼法中解放出来。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中国的第一部倡导女权的著作《女界钟》中，“天赋人权”为思想的核心，倡导赋予女性政治和经济等各种权利。这可以被视为中国女性主义所寻找的本土资源。

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性主义伴随着各种西方思潮进入中国。李小江在《性别与中国》一书的序言中写道：20世纪初的女性主义伴随着各种西方思潮进入中国后，更多的是男性接过了女性主义理论来反对封建主义，这是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妇女运动自发生之日起，一刻也不曾离开民族革命的轨道。

到了新文化运动，有话语权的男性更是把女性主义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来宣扬，作为抵抗儒家“三纲五常”的有力思想武器来散播，关注女性的教育与参政权，引发了早期的女权运动。新文化运动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五四”前新文化运动，以传播西方近现代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主，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规模传播，使新文化运动分化出无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女性观也随之而传入中国。正是这样，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女性主义在前期主要受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而在后期则开始以马克思主义女性观作指导。

但是，此女性主义 (中国女性主义) 并非彼女性主义 (西方女性主义)，西方女性主义追求的是超越于男权社会的女性独立，中国引进Feminism正是为了强调女性独立，但中国女性主义却有一个未被发现的潜在前提，这就是社会的发展。“五四”时期的女性主义原本就出自于社会性，与西方殊异，而走向阶级解放实是其内在逻辑演化的结果。中国女性主义批评所谓的“五四”前后的女性觉醒终为民族国家思潮所淹没的遗憾，只能是虚拟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伴随西方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女性主义思想有所发展，中国女性主义运动方兴未艾，但是中国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依然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使中国女性主义这股脉络中断了。

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大陆正值对外封闭的“文革”时期，因此基本上对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一无所知。19世纪以来的第一阶段西方女性运动以追求妇女的社会权利为目标，至21世纪初，这场运动以西方社会关于妇女财产权、选举权等法案的通过而胜利告终。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运动属于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女性运动的特征是对于男权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在西方第二阶段女性主义运动兴盛则是在20世纪60—70年代。

在中国大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观念的出现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女性主义才成为一种对社会具有一定影响的意识与方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变化，妇女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之一，一批高校的知识女性开始引入和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成果，反思中国的妇女问题，从而兴起了中国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最先涉及的领域是婚姻与家庭。“中国女性主义”这一名词的出现和学术平台的形成，体现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本土化成效。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范围扩展到教育、就业、法律、健康、生殖、人口、迁移等众多领域。而在此之前，我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妇女理论都是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革命理论的一部分，并未作为一种性别理论来研究。中国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定位，一是借鉴西方新女性主义的研究成果，从性别史的角度研究女性问题，建立女性主义理论；二是立足于中国的经验，进行中国妇女生存状况的调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理论。到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从高校走向社会，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许多高校也开始了女性主义学科的建设。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由于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的研究成果，中国女性主义的理论研究一开始就在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对话中发展。这是其他人文科学研究所不具有的优点。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女性主义的理论研究局限在文学和社会学领域，社会学是当代新女性主义理论研究最广泛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新女性主义学者们实证地考察了妇女的就业、家庭、婚姻、生育、参政、发展等问题，揭示了当代妇女的生存状况，从而张扬了女性主义理论的社会意义。女性主义的理论研究没有拓展到人类学、宗教学、哲学等领域，这就使中国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长期滞留在经验和感性的层面上，没有提升到理论建构的水平。这种研究状况影响了我们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消化和理解，同时，也使中国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始终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面，没有产生大的社会影响，更无力挑战中国的传统人文学科。

进入21世纪，中国女性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后现代主义逐渐成为中国内地女性主义的一种视角与方法，并大有力争成为中国内地女性主义主流话语之势。中国内地女性主义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平等的社会性别结构与秩序，前提是对传统的中国社会性别结构与秩序进行解构。但是，中国本土女性主义在以“男女平等”作为奋斗的目标，并与后现代主义携手为自己的目标奋斗时，正面临着被后现代主义对这一目标解构和颠覆的危险。中国本土女性主义对这种危机要予以警觉。

总之，从明清开始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新时期的传入中国的女性主义在内涵上不一致，而且中国女性主义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新时期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社会性别理论引入中国后，对中国本土的妇女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研究正走向深入和成熟。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是西方女性主义本土化的产物。

中国女性主义要实现真正的本土化，第一，理论不能只停留在“西方女性主义”的层面，要有所超越，就要关注中国女性主义思想的本土话语资源的发掘，才能避免中国女性主义西方化的倾向。第二，中国女性主义也不能停留在“书斋”，只是知识分子的话语，而要更多地关注中国底层的广大女性弱势群体，从女性主义社会实践中获得发展的生命力。第三，西方女性主义及社会性别理论进入中国的社会背景，中国女性主义发展所具有的社会条件，中国女性主义学科发展以及自身建构的局限性，如自身解构和建构的意识不足，女性主义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和分析方法被运用到妇女研究的各个领域的渠道，与本土的女性社会学和主流社会学的关系，对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知识建构的影响等问题。第四，在中国建构和谐社会中，中国女性主义要谋求两性的和谐发展，而不仅仅强调女性的权力和权利，而且倡导和鼓励中国男性学者参与对中国女性主义的研究，这是中国女性主义成长的标志。这些都应该成为中国女性社会学的重要议题。

4．本土思想/学术资源

本土思想/学术资源对于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本土知识建构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此，本土思想/学术资源的含义是中国女性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知识支持和理论框架资源。然而，中国女性社会学对这一资源缺乏梳理和建构。在中国女性社会学理论基础体系中，很多理论知识来自西方，当知识转移到中国的语境下时会发生“水土不服”，而本土思想/学术资源源自中国历史和现实，能够使中国女性社会学找到自己的根基，具有自己的特色，向西方理论知识展示自己的魅力和风采，走向国际，最终形成女性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但是，对中国女性社会学的本土思想/学术资源的梳理和建构，并不是易事，要秉持理性和开放的态度。本研究认为，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西方主流社会学和中国本土主流社会学，西方女性主义和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所取得的丰富的本土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其次是对中国女性社会学以往本土研究成果的归纳。第三是审视中国女性社会学与本土思想/学术资源的关联性，从本土思想/学术资源中获得有价值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纳入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知识体系中。第四建构本土思想/学术资源体系，厘清体系中各方面本土思想/学术资源的地位与功能，同时不断拓展和评估新出现的本土思想/学术资源。这既是一种建构行动的体现，也是一种建构思维的路径，更是一种建构意识的树立。由此，诞生一部中国女性社会学思想专史也未可知。

(四) 构建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理论体系

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理论体系是内容更广泛更系统的学科知识体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包括中国女性社会学核心概念和基本理论体系；中国女性社会学方法体系，包括方法论、具体研究方法等；中国女性社会学分支，如女性法律社会学、女性劳动社会学、女性教育社会学、女性文化社会学、女性心理社会学、女性体育社会学等。

在上文“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知识建构的历史累积”部分，本研究已经从学科知识体系的角度对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但是毕竟学术界对中国女性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的研究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对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理论体系的研究，而学科的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学科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

中国女性社会学在事实上、制度上已经成为一门学科，但在学理上尚未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表现在理论体系上还远未达到学科化，对本土理论体系的探讨还没有深入展开，或许建构本土理论体系的时机没有成熟，一门学科如果没有理论体系及其研究，知识体系的生产和积累就缺乏必要的路径。本研究因理论体系的重要性而重点进行研究，旨在注重讨论过程而非结果，仅以一家之言抛砖引玉。

1．本土理论体系的建构中的“学科化整合建构”观点

所谓社会学理论体系，也称理论框架，是指社会学研究中用来表征社会现象的一系列概念、范畴、规律按照一定逻辑关系而生成的理论系统。它从总体上反映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发展水平、理论成熟程度和学科研究的重点与功能。社会学理论体系，从形式上看，就是由这些基本范畴、次属范畴以及一连串的命题按一定的框架构成的逻辑体系；从内容上讲，则是以探究社会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精髓的、分析各种社会现象的属性和关系的思想体系。

本研究提出，在进行本土理论体系的建构中要具有“学科化整合建构”观点。

“学科化整合建构”观点指各种的学科建构的观点相互映射并以不同的方式形成本土理论体系建构的空间。把“学科化整合建构”观点与本土理论体系建构相结合，分析理论体系建构过程中的认知机制。

在中国女性社会学的本土理论体系中，社会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实践社会学和反思社会学能够提供学科建构的观点支撑。虽然社会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实践社会学和反思社会学均来自西方主流社会学和女性主义，却是具有借鉴价值的，本研究尝试从多重学理逻辑上剖析中国女性社会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机制和过程，从而确认中国式知识生产路径及其特色。

(1) 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理论体系是社会建构的过程

如果不分析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知识的建构，也就不能理解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知识本身。社会建构主义是由20世纪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在其《性史》第一卷中提出的。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现实和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但这并非个人建构，而是“共同的建构”，即我们之所以有如此建构，是因为我们从共同体那里获得知识、体验和思想渊源。

自20世纪80年代起，社会建构主义开始成为社会科学的主流方法论，至今盛行不衰，其在方法论上的超越或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诠释性理解，实践取向，方法的反思性 (reflexivity)。“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实质是一种对知识的新的研究方式。对知识进行发生学的研究，即从社会生产过程的角度研究知识。社会建构主义是一种关于知识是如何生产的哲学思想，这种思想提醒我们在知识的生产或建构过程中了解知识。德兰蒂指出：“科学作为一种产品，是一种特定环境下的建构，这种建构带有使其发生和被建构过程的印记。如果不分析知识的建构，也就不能理解知识本身。”它与现代主义主要从本质主义的角度理解知识大厦是什么以及由什么构成等问题，与后现代主义从解构主义的立场出发，告诫我们要在知识大厦的拆毁过程中来理解知识是什么，有本质的区别。

社会建构主义是正在兴起的一个新的理论范式，其思想渊源来自心理学、社会学、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社会建构主义代表人物格根提出，理解社会建构主义要从元理论、社会理论和社会实践这三个层面出发，这样才能很好把握它的复杂性及其对各个领域的深刻影响。

建构主义路径在知识的社会建构问题上为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理论体系创立了崭新的知识空间。贯穿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立场，不是后现代主义，也不是反本质主义，而应该是建构主义的立场，因为建构主义的立场就是反思性社会学的立场，即建构主义者进行学科反思和知识建构的理论武器来自于知识社会学。

(2) 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理论体系的建构是科学建构的过程

“知识是如何产生和生产的？”，这一问题是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关注和讨论的基本问题。20世纪70年代最初作为在英国发展起来的一个科学社会学流派而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开始深入考察科学知识如何因社会建构过程而实现。“社会建构主义”作为科学知识不同取向所共同具有的一种研究策略，从严格意义上讲，本来属于科学哲学范畴。但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它却从主旨取向上与广义的社会学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内容上与狭义的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发生了交织。

“科学知识社会学”以探讨科学知识生产的过程为核心，把科学作为一种生产活动和生产制度，并把科学知识生产纳入到社会生产和分配体系中，对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及其演变进行全方位的系统考察。即科学知识为谁生产、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的氛围、报酬机制和控制机制是什么样的，分析介入科学知识生产的不同角色行为者及其互动以及组织和制度背景等。

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也为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理论体系的科学建构提供了新的知识生产空间，显然我们要思考的是，对科学知识社会学视角的借用该如何进行，才能生产出属于中国女性社会学范畴的本土理论体系。知识社会学方法对于理解社会结构变迁与知识生产的过程、结果之间关系有用处，它可以证明这些关系是如何掩饰了一种占据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利益，证明男女之间存在着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以及社会中一直存在的社会性别不平等。

(3) 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理论体系是实践建构的过程

布迪厄以其“实践社会学”的崭新视角在法国社会学界独树一帜，并逐渐引起国际社会理论界的关注。布迪厄在其主要著作，如《实践理论大纲》、《实践感》、《实践的逻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等，提出和发展了他的实践社会学。

实践社会学源于马克思的实践学说与法国认识论传统理论。布迪厄大力提倡实践主义科学观，主要是因为社会学中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以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的根源就是它们均为纯粹理论理性的产物。他反对唯理论主义，即“为理论而理论”的工作，一种脱离了经验工作的实践约束和各种现实的炫耀性的理论工作。他强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相渗透关系：“没有经验研究的理论是空洞的，而没有理论的经验研究则是盲目的。”而且认为，每一项研究都同时具有经验性和理论性。

实践社会学理论主要由“场域—惯习”论、资本理论与反思社会学理论构成，而贯穿于整个实践社会学理论的则是实践逻辑。布迪厄将惯习、场域和资本概念视为分析实践活动的基本工具，并始终强调三者之间的关系性特征。布迪厄运用这三个概念深化了对实践空间、实践观念与实践手段的认识，为社会学家认识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了新的可能。

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对于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理论体系的建构有重要的意义。这启示我们主观与客观、结构与关系对立的传统思维模式应该被摒弃，在实践中把握客观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实践社会学来源于社会生活的实践与领悟，知识的生产来源于实践；实践社会学理论对社会学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个相互联系问题的反思有利于加强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性，同时为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思路。

具体而言，在研究对象的建构层面，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对于“女性与社会关系”成为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对象，“现实的女性”成为逻辑起点的合法性通过行动和实践的验证带来了启示。在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建构层面，他的以研究目的为取向来使用研究方法的态度、认为理论和实践同样重要的观点对于理解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理论体系来源于中国本土实践有重要价值。关于知识生产中的反思性层面，他提出的知识生产中持续不断的反思性，对于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理论体系的建构在不断的反思和批判中趋于完善，对新知识的不断自省和超越是有借鉴意义的。

(4) 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理论体系是反思建构的过程

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反思可以借鉴已有的对主流社会学反思和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反思。

在主流社会学中，有一些倡导反思性观念的社会学家，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是其中与众不同的一位。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是其实践社会学的重要方面，他认为社会学是缺乏反思性的，从而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偏见的产生。主要有三种偏见，一是个体研究者的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形成的偏见；二是在学术场域中所占据的学术位置形成的偏见；三是将对象看作旁观场景 (Spectacle) 而非实践问题的唯智主义偏见，它是深嵌在理论、问题和学术判断的集体性科学无意识中。布迪厄通过实践理论 (praxeology) 来建立一门反思社会学 (reflexive sociology)，他的反思社会学创见在于反思性的对象和主体不仅仅是社会学家个人，而是研究者身处其中的整个学术场域和学术体制，是整个研究者群体的集体无意识，而这正是社会学危机之所在。反思的目的之一在于让知识分子的生产者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工作所受到的各种制约机制(包括来自自身的与来自外界的)，认识到限制着知识生产、阻碍知识增长的各种主客观的局限，从而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超越、克服这种局限；目的之二不是要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要巩固它，不是要削弱它的客观性，而是要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它不是着眼于在什么时候生产出了什么知识、它们的逻辑关系如何，而是追问这些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在什么条件下被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生产出来。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出现是具有知识社会学含义的。社会科学的“反思性”，是指对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活动的前提条件——包括知识场域的结构、知识场域与其他场域 (尤其是政治场域与经济场域) 的关系、知识分子、学者在知识场域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反思；目的之三是建构研究者的“科学惯习”，布迪厄把惯习看做一种明确地建构和理解具有特定逻辑的实践活动的方法，一种实践操作的能力和创造性的艺术，合理的惯习既是某种适当的社会活动的先决条件，又是特定社会条件的产物。这一惯习既在实践中形成，又在实践中不断地影响和型塑着研究者的研究思维，通过习惯的养成在实践与反思中实现研究者与研究过程的真正自由自觉。

如果说布迪厄主要反思主流社会学中存在的集体无意识偏见，但是集体无意识偏见中并不包括社会性别偏见，而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则致力于对主流社会学中的社会性别偏见进行反思 (上文已有论述)，反映出两种反思的契合与差异。

主流社会学倾向于维护现有的知识系统和知识生产格局，女性主义社会学倾向于批判和颠覆主流社会学系统和格局，内容涉及从具体的研究领域、主题到基本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这是两种知识生产者在学术场域中的不同位置决定的，也体现出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区别。本质主义视野中的知识是不能而且拒绝进行社会学反思的，而建构主义视野中的知识是可以而且欢迎对自身进行社会学反思的。女性主义社会学从根本上说都可以归结为一种源于日常生活经验、强调作为“他者”的女性主体价值的反思社会学。通过批判性地检视社会学研究中的具体议题和结论以及社会学传统范式存在的弊端，女性主义从独特的女性经验和“他者”立场出发，不仅以女性主义理论填补了社会学传统理论中的一些空白，用性别分析的视角挑战已有的一些正统见解，更重要的是启示人们重新审视那些习以为常的公认的所谓普遍性主张和客观性结论中所蕴涵的权力关系，从而成为后帕森斯时代反思社会学潮流中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主义社会学不仅仅是社会学中的一场性别革命，同时也是基于性别视角的一场知识变革，因此它的影响不能不说是深远的。但是女性主义在对主流社会学的知识和权力基础的批判，以及建立新的知识框架和方法论模式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而且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对自身的反思也是缺乏的。

贯穿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应该是建构主义和反思性知识社会学的立场。中国女性社会学除了反思主流社会学中社会性别偏见外，还要对自身的学科化建构进行反思。

①对主流社会学的反思

中国女性社会学虽然开始进入主流社会学，但是主流社会学对女性社会学的态度和行为具有矛盾性。一方面主流社会学对中国女性社会学开始认同。另一方面并没有给予中国女性社会学如同其他分支社会学那样以应有的地位。2006年出版的《新世纪中国社会学 (2000—2004) ——“十五”回顾与“十一五”展望》一书中，并没有像其他分支社会学一样获得分支社会学的称谓“女性社会学”，而是称为“妇女研究”。“妇女研究”部分的作者不是社会学专业背景的人，只对妇女学的学科建设进行回顾，没有提及正在进行的女性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主流社会学虽然体现出对“妇女研究”的学术包容，但是无益于推动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女性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十一五”社会学研究重点课题也没有把“妇女研究”纳入进去。在《新世纪中国社会学(2005—2009) ——“十一五”回顾与“十二五”展望》一书中仍然延续以前的称谓“妇女研究”，这反映主流社会学对女性社会学的定位。主流社会学在“妇女理论研究”和社会学者对女性问题研究的推动下，而关注妇女研究，这仍然停留在“问题”研究层面。主流社会学并没有把女性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提上日程。主流社会学缺乏对自己性别盲点和性别偏见的集体无意识和科学习惯的反思。而这对于中国女性社会学作为分支社会学建构知识体系，特别是理论体系，是无法提供良好的学科支持和学术环境的。

②中国女性社会学的自我反思

自我反思应该成为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学科态度和思维方式。

第一，女性社会学自认为已经形成独立学科，目前有自说自话之嫌，关键是中国女性社会学受女性主义影响偏重挑战和颠覆主流社会学，而忽视和主流社会学进行对话及沟通，这无益于主流社会学对女性社会学真正的认同。而且参与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女性，缺少一个由学界共同参与的局面，这也意味着缺少两性之间的对话。

第二，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意识的形成是一个实践过程，目前学科意识虽然逐渐清晰，但是中国女性社会学界只有少数人具有明确的学科意识，普遍的学科建构意识和强大的学科凝聚力尚且没有形成，难以和主流社会学进行平等对话和沟通。

第三，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建构中存在没有涉猎或研究不到位的领域，主要有本土化发展的独特路径，本土女性问题的研究困境和原因；女性社会学在我国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在我国展开女性社会学研究的重大意义；作为学科独特的知识体系；女性社会学学科名称及属性；女性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概念体系、学科定位、学科化机制、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等纵深的理性分析与多层次的系统研究；独特的研究范式；关于女性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女性社会学内容及分支领域的建构；学科内部的学术争鸣和“问题意识”等方面。

由此，本研究认为，中国女性社会学作为学科只具雏形，“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独立学科”，因而需要大力发展。

第四，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知识体系，特别是理论体系的建构要具有女性化和本土化双重性格。中国女性化的社会学是相对于男性主流社会学而言，无论是国内社会学还是国外社会学都是以男性主流社会学为主导；中国本土化的女性社会学是相对于国外主流社会学和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而言。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原则，一是明确女性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在体系建构中女性化与本土化是相互交融的，对本土女性社会学知识进行梳理；二是明确中国女性社会学与男性主流社会学和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关系，即扬弃、借鉴、挑战和对话。

2．本土理论体系的结构

本研究尝试从女性社会学元理论和一般女性社会学理论两个方面对中国女性社会学理论体系进行建构。

(1) 中国女性社会学元理论

社会学元理论 (sociological metatheory) 是西方社会学新兴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属于元社会学 (meta-sociology) 的一个组成部分。元社会学也称为社会学的元研究 (meta-study)。“元社会学”的概念是由弗菲 (Paul Furfey) 教授于1953年在他的《社会学的范围和方法——元社会学专论》一书中首次提出的。弗菲教授把元社会学定义为“一门研究社会学方法论原则的分支学科”。元社会学和一般社会学的主要区别在于：一般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界，而元社会学则把社会学本身作为其研究对象。

社会学的元研究是社会学学科反思的直接产物。社会学元研究具体内容大体要涉及下列问题：第一，社会学描述 (术语、概念、命题等) 的合规则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分析；第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功能、性质、理论结构、逻辑范畴、进步标准等方面的探讨；第三，对社会学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第四，探索社会学的理论形成道路及不同的研究范式发展变化状况，揭示隐匿于社会学理论内部的深层次结构；第五，分析在一定历史背景中社会文化条件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影响；第六，对社会学研究共同体进行的研究，辨识各种学术团体，分析这些团体及相互间的联系对社会学理论的影响等；第七，运用基本的元理论范畴去辨识和归纳社会学理论的现状，去揭示社会学研究中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等。

社会学是由理论与方法构成的二重知识体系，即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学方法是同一知识体系的两个方面。从实质上说，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关系也就是元理论与方法的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学元理论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就。对元理论的研究已开始从一般社会学的层次逐步深入到具体的社会学分支领域，如政治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等。

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元理论研究还没有起步，本研究尝试开启这一研究领域，由最基本问题开始逐渐深入研究，如先对学科的研究对象、逻辑起点、研究内容、学科性质、学科特点、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学科地位和历史等议题进行探索，而这些元理论的核心要素是实现学科化的基本条件。而从不同研究对象出发，确定不同的逻辑起点，产生不同的研究内容，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就会建构起不同的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形成多种各具特色的学科流派，最终纳入更加广泛的学科知识体系。

①学科的研究对象和逻辑起点

如前所述，本研究使用“女性社会学”名称。中国女性社会学绝不是妇女研究“靠上”社会学范畴就命名为“女性社会学”而形成的。在这一学科名称下，对于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对象和逻辑起点的探讨，是中国女性社会学走向成熟的独立的学科的重要前提。

第一，关于研究对象。如果一门学科没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就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女性社会学也不例外。

学术界对于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涉猎很少，重要原因之一是对于研究对象的界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是富有争论的事情，需要有尝试的勇气。本研究的目的不在于提出让学术界接受和认可的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研究，而是旨在唤起学者在建设性批判的基础上对这个重要问题的关注。

秉持“致力于探索和寻求那种使社会生活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基本因素，并将之作为研究的‘对象’”的观点。中国女性社会学应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本研究提出，中国女性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借鉴女性学的研究成果，通过研究与女性相关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以揭示女性与社会关系的机制与条件的一门综合性的交叉的独立的学科。

“女性与社会关系的机制与条件”就是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之所以把“女性与社会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一是“女性与社会关系”是女性社会学研究领域最常见的范畴；二是“女性与社会关系”中包含女性群体内部的关系、女性与男性的关系、女性与社会各领域的关系等方面；三是与女性相关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是“女性与社会关系”的体现；四是女性的社会行为、关于妇女的社会制度是反映“女性与社会关系”的一种途径。

“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主流社会学和女性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它们是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

“女性与社会关系的机制与条件”，其中“条件”指建立女性与社会和谐关系所需的主要的主客观条件，包括女性的自身主观条件和社会为女性发展提供的客观条件，具体而言，女性自身参与社会的意识与能力的培养和社会为女性提供这种培养实现的可能与可行机会，以及全球化、现代化、社会转型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给女性的发展所能带来的福祉和女性在其中的能动作用与不可磨灭的贡献；“机制”指女性与社会关系的规律性模式，如女性的社会需要与需要被社会满足的机制、女性的发展与社会赋予女性发展权利的机制、女性维护自身权益与社会保障女性权益的机制、女性在性别平等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机制、女性成为社会有价值的人力资源的机制等。目前对于“女性与社会关系的机制与条件”的研究还没有系统展开，对此尚需要学术界着力予以探讨。

“交叉性的独立的学科”是指女性社会学为社会学和女性学的交叉而成的学科，且表明女性社会学要摆脱对社会学和女性学的双重依赖，获得学科的独立成长。此外，女性社会学还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如历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

第二，关于逻辑起点。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的逻辑起点，亦即学科理论和思维出发点。逻辑起点必须是研究对象中最基本、最简单、最常见的范畴。逻辑起点和研究对象要具有一致性。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有其确定的、客观的逻辑起点。学科的目的不同，要求有不同的逻辑起点；而逻辑起点不同，就会导致学科性质、发展方向的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理论流派。逻辑起点是建构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基础。

本研究提出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的逻辑起点是“现实的女性”。之所以把学科的逻辑起点确定为“现实的女性”，是受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把“现实的人”作为逻辑起点的启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了人类历史的现实和唯物史观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他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避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现实的人”这一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根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体系由此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把“现实的人”作为逻辑起点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一是“现实的人”是研究社会学基本问题即“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基础；二是“现实的人”是认识和消除人的异化的有效途径；“现实的人”是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理论基础的。

“现实的女性”即社会现实中的女性，与研究对象“妇女与社会关系”相符合。一是“现实的女性”是“妇女与社会关系”中的主体，“现实的女性”的生理、心理、行为、制度、组织等无不是在社会中形成的。二是逻辑起点包含着女性社会学发展的一切矛盾的萌芽，因为它包含着社会系统整体的一切矛盾或其胚芽，学科的理论体系应该是逻辑起点矛盾运动的结果。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的特殊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又指出“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决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着。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三是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决定着逻辑起点，从逻辑起点出发可以展开女性社会学研究的全部内容，从而构建出女性社会学的整个理论体系 (下文将详细论述)。四是这一逻辑起点既是研究的起点，又是研究的终点，从“现实的女性”开始研究“女性与社会的关系”，以达到对社会系统整体及其内在关系规律的全面和充分的认识，弥补以往对女性认识的缺失或不足，促使“现实的女性”的发展。

②关于学科地位和学科性质

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属性有质疑，与没有系统讨论过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性质不无关系，而这种讨论对于划清女性社会学与社会学、女性学的区别以及学科化是非常必要的和重要的。

第一，中国女性社会学作为分支社会学的条件。社会学是女性社会学的母学科。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之间在对社会的研究上，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在理论体系上，是社会学一般理论与某一社会领域的专门理论之间的关系；在方法论意义上，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为此，女性社会学的发展是不能与母学科相脱离的，研究者应与母学科同步发展，汲取其营养。

所谓的分支社会学，就是对该分支领域的行为的社会意义理解及社会学阐释。某种社会行为的社会意义理解，是要产生共识；但社会学阐释的是社会学研究者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它体现了分支社会学的独特性和存在价值。从该定义中，我们至少得到关于分支社会学界定的三点启示，一是分支社会学要研究具有“社会意义”的研究对象，二是对分支社会学研究是一个社会学阐释的过程，三是分支社会学是有独特性和存在价值的。

目前比较流行的对分支社会学的定义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某分支领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二是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某分支领域的问题；三是为上述两种形式的综合，认为分支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某分支领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说法是使用最多的方法。这三种定义方式，其缺陷是将社会学与某分支学科的学科划分界限不明确，会否定某分支学科的从属性。

有学者认为，一门分支社会学成立有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社会需要，包括现实生活的需要和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需要。现实生活中提出的一些特殊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得到理论说明，而且分支社会学所研究的问题是丰富而具体的，普通社会学难以包容，有必要将这一分支从普通社会学的母体中分化独立出来。二是具有科学的研究对象。这门分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要符合社会学规定，与普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着逻辑上的联系。三是其研究内容与普通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之间存在着具体与一般的关系。分支社会学是普通社会学的具体化。

根据上述三个基本条件的论说，中国女性社会学作为分支社会学的基本条件已经满足。一是中国女性社会学是社会需要的产物。恩格斯对科学的发展的一句名言是：“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二是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进入快速社会转型时期，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妇女问题。而普通社会学作为主流社会学，虽然关注新出现的妇女问题，但一方面把妇女问题作为一般的社会问题，并未进行专门的研究，另一方面普通社会学自身一直存在着性别歧视和性别盲点的缺陷，使其难以公正地研究，而把妇女边缘化于社会，因此需要一门分支学科从普通社会学的母体中分化独立出来，专门研究妇女与社会的关系，这就是中国女性社会学。三是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女性与社会关系的机制与条件”，虽然没有被明确地提出，但是已经潜在地存在，并一直被讨论着。四是中国女性社会学与普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有着逻辑上的联系。本研究赞同目前学术界对普通社会学研究对象定义的主流观点，即“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机制与条件”。女性与社会和谐关系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组成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如果女性社会学与普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就不能命名为“社会学”的分支，也不能把女性社会学与女性学相区别。五是围绕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不断拓展的研究内容将纳入普通社会学研究内容之中。

既然中国女性社会学作为分支社会学的基本条件已经满足，那么中国女性社会学应该和社会学其他分支一样在社会学中享有平等的地位，以改变中国女性社会学被主流社会学边缘化的学科地位。

第二，对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性质的阐释。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即一门综合性的交叉的独立学科。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综合性体现在其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综合。中国女性社会学作为女性学和社会学交叉所形成的学科，应该只属于自己而不属于任何学科，是一个具有特定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的应用型研究学科，且有一套相对独立的学术语言和学术观点的学科。所以，中国女性社会学正在摆脱对社会学和女性学的双重依附性而逐渐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决定了女性社会学理论形态具有多元性和不确定性。

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关于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学科属性可以有“学科论”和“领域论”的区分。“学科论”是主张建立独立学科的观点，致力于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强调学科化研究；“领域论”认为其研究领域是多学科、跨学科的，以女性社会问题研究为中心，提出进行包括社会学和女性学在内的多学科研究。中国女性社会学的学科属性是“学科论”的观点应该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2) 关于“现实的女性”的一般女性社会学理论

一般女性社会学理论与女性社会学元理论共同组成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理论体系，它是学科独具的概念、范畴、规律的逻辑体系，因此构建社会学理论内容的逻辑是关键。中国女性社会学的一般理论，包括社会结构中的“现实的女性”与社会运行中的“现实的女性”，这两个方面共同展现“女性与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女性”。

①关于概念

概念是理论的最基本的要素，对于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理论体系的探讨就从概念开始。概念往往标志学科发展的新阶段或新学科的产生。经典社会学家自己不断提出新的概念，标志社会学发展的新的不同的阶段。中国女性社会学也应该不断出现标志本学科发展的概念。

关于中国女性社会学基本概念，本研究认为，一是来源于妇女社会生活，经验研究成果抽象为概念。二是借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外主流社会学、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概念，但是不能照搬，要进行深入分析，如对概念产生的背景进行分析，对概念和理论进行选择，因为基本相同的范畴和概念在不同社会的社会学中有着全然不同的含义。例如“社会性别”概念，西方的主流社会学和女性主义社会学以及中国社会学均有不同的诠释，需要进行梳理，对概念的本土化进行研究，这是以往研究所缺乏的；从“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定义男性主流社会学的概念，如社会分层、社会化、劳动就业、生育价值、健康、犯罪和发展等，将社会学概念性别化。另外是建构系统的本土概念。已有的概念包括“劳动的性别分工”、“户平等”、“社会性别与发展”、“全面小康社会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婚迁妇女”、“性服务妇女”、“公私领域”、“性别身份”、“性别、家庭与国家”等，应该说，以往的研究对以上的这些概念缺乏深入探讨，如探讨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

本研究提出要建立概念子体系，因此尝试列出一个概念框架，可能从框架中发展出一些概念，并不断补充和完善，具体内容包括 (见表1)：

学科逻辑起点概念：“现实的女性”。概念框架由此展开，概念子体系中的其他概念都应该是对“现实的女性”概念的不同角度的诠释。

学科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别”。概念子体系中的其他概念都可以尝试运用社会性别视角进行分析。

②关于理论框架

中国女性社会学的一般理论框架的建构得到了主流社会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成果的启示。

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把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划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而有的社会学家根据社会现象的规模和研究视角把社会学理论体系分为宏观社会学与微观社会学，有的社会学家按照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两个方面来组建社会学理论体系。

经过对主流社会学理论体系的甄选，再结合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和逻辑起点，本研究提出社会结构中的“现实的女性”与社会运行中的“现实的女性”构成了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理论体系的基本模式。

社会结构中的“现实的女性”包括女性的社会行动或社会行为，女性与社会化 (或女性的社会性发展、性别社会化)，女性与社会角色 (如女性的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冲突)，女性与社会互动，女性与初级社会群体，女性与家庭、婚姻和性，女性与社会组织，女性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 (或性别分层)，女性与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女性与社区，女性与生活方式。

社会运行中的“现实的女性”包括女性与整体社会及运行机制、女性与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女性与社会问题、女性与社会越轨、女性与社会控制与管理、女性与社会政策、女性与社会保障、女性与社会工作 (见图1)。

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并不仅仅在主流社会学框架中运作，第一，主流社会学的理论体系相对成熟，且已不是绝对保守和传统的社会学，而是开始接纳女性主义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开始认可女性社会学的存在。第二，中国女性社会学是社会学分支，对于母体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是可以借鉴的。第三，关键是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理论体系的框架中纳入了女性主义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的元素，这是区别于女性社会学理论体系和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根本点。女性主义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对主流社会学理论体系建构、解构、重构，不仅改变了主流社会学理论，而且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理论挑战也有所贡献。中国女性社会学理论体系借鉴主流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但其内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不失为一种对主流社会学重构又被认可的策略。第四，以往中国本土女性社会学的研究为一般女性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了重要思路和内容。有学者认为，中国女性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应力图形成自己的女性化的和本土化的话语与体系。中国女性社会学在理论构建中不仅考虑到两性生存与发展的普遍性和共同性，考虑到女性生存与发展的普遍性和共同性，也考虑到作为有别于男性的另一种生物/社会性别的女性的生存与发展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在对男性主流社会学和国外、尤其是作为范本的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进行扬弃的基础上，力图形成自己的女性化和本土化话语与体系，并证实这一话语体系较之男性主流社会学和国外女性主义社会学更适用于中国女性，也更有利于中国女性。还有学者在女性化和本土化的话语与体系下梳理具体的本土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