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井冈山斗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起步

建党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但是，由于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不成熟，这项工作并没有很好地开展。大革命失败后，痛定思痛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逐步走向独立探索。井冈山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真正迈出的第一步。以毛泽东、朱德、陈毅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抱着共产主义必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胜、中国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克服种种干扰和困难，进行了艰辛的实践探索和初步的理论总结，初步形成了一些重要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 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

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革命必胜信念，坚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并把信仰具体化、把主义实际化、把理论实践化的具体体现。早在1920年11月，刚刚实现世界观转变、初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时，毛泽东就提出，一个政党，一个团体，必须要有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共同的主义，要成为主义的结合而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结合，“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正是抱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他在革命斗争中虽历经坎坷，却从不动摇和退缩。

靠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毛泽东作出了带领起义队伍上井冈山的重要抉择。秋收起义遭到严重挫折之后，革命还能不能进行？能不能胜利？走向革命胜利的路在何方？成为摆在毛泽东等人面前的重大问题。在此情况下，他们没有气馁和退却，而是坚信革命必胜、共产主义必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胜。1927年9月20日，毛泽东在文家市指出：“我们当前力量还很小，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对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大城市还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正是靠着这种坚定的信念，他带领大家克服了失败主义情绪和盲动主义想法，统一了部队的思想，保存了革命的火种。10月3日，在古城会议上，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决定把起义队伍带上井冈山，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探索一条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独特革命道路。对此，古城会议的亲历者何长工回忆道：“古城会议的主要内容，一是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同志说，……秋收起义虽然受了一点挫折，军事上失利了，但战略上没有失败。我们要鼓足信心，放下担子，轻装上阵，建立后方。二是讨论和确定了建立根据地。根据当时具备的条件认为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要以井冈山为依托，以宁冈为中心来开展工作，要有建党、建军、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靠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毛泽东等人克服了来自于内、外的各种困难坚持了井冈山的斗争。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等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伊始，不仅面临着来自敌人方面的残酷镇压和多次“进剿”、“会剿”，而且还承受着来自中央和湖南省委、湘南特委等的多次不公正指责和错误指示。例如，1927年11月，党中央特别会议批评毛泽东引兵井冈山的行动，给予严重的党内处分，撤销其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湖南省委批评和反对毛泽东改造袁王部队的做法，省委代表何资深1927年底到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时说“润之在赣时曾有一大错误”，说的就是这件事；1928年3月，湘南特委特派员周鲁到井冈山，指责毛泽东等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误传上级精神，“开除”毛泽东的党籍，罢免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1928年6月、7月间，湖南省委又“三变其主张”，给井冈山发来了相互矛盾的指示，导致“八月失败”。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毛泽东等人正是靠着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克服重重困难，战胜敌人的多次会剿，坚守着主义，坚守着责任，坚守着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选择，捍卫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把坚定信仰具体化为探索道路的实践。

井冈山斗争的实践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井冈山精神，这个精神主要包括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思想作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艰苦奋斗的作风等内容。其中，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是灵魂，这个灵魂随着实践的发展越来越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建设、改革的精神支撑。在革命过程中，革命志士们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把个人的生命同人民的解放联系起来，把短暂的生存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联系起来，在信仰的旗帜下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艰难困苦面前决不后退。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带领中国人民力克时艰，众志成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为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伟大胜利。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建国以后……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经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

二 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还在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过程中，马克思就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这不只是对待一般理论的正确态度，同样也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态度。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探索革命新道路的主张。但是，如何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践当中，形成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探索。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等实践和理论探索的特点，就是紧紧结合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又适合中国具体实践的政策决策和理论总结。

从中国实际出发把握当时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分析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矛盾学说运用于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力求从大本大源上抓住问题的实质，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他从国际帝国主义分裂中国和国内军阀斗争的实际出发，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中国是处于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国家和封建军阀直接统治的半封建国家。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到了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时期，这种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这就是当时中国国内政治的实质。中国社会矛盾的实际状况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根本没有完成，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中国的特殊社会阶级状况决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一方面，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手中；另一方面，中国的民主革命有着更加丰富的内容和更加艰巨的任务，必须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实行土地革命推翻旧的土地制度和封建剥削，建立新的工农革命政权真正实现人民民主，这也就是中国民主革命三位一体的内涵，是井冈山时期进行的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主要内容。

根据红军和根据地的具体实际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和策略。毛泽东等在井冈山开办红色圩场，采取保护中小资产阶级的做法就体现了这一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生存发展的，如何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既保证军队的生存发展，又促进边界的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是毛泽东和边界党组织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为此，他们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建设措施，在保证工农武装割据政权的存在发展的同时，也为日后的红色经济建设积累了基本经验。开办草林圩和大陇红色圩场，促进边界商品贸易，就是从实际出发作出的正确决策。在根据地经济建设过程中，毛泽东等没有完全按照湖南省委、湘南特委的指示，对小资产阶级采取过火的政策，而是制定了保护中小工商业、中小商人的政策，既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也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巩固红色政权奠定了经济基础。当然，最能体现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策略的，是毛泽东、朱德等根据井冈山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在不同条件下的斗争策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工农红军采取比较冒进的策略，以猛烈的军事行动来发展和扩大红色割据政权的地盘；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工农红军则采取逐渐地推进的策略，在这个时候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地方工作最忌人力分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

切实尊重和正确看待中国的历史实际和文化传统，制定正确方针改造旧式地方武装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军队。绿林好汉式的农民武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是封建社会条件下农民武装斗争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特殊的斗争形式形成了特殊的文化心理和行为规范。绿林好汉武装同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尽管在根本原则、指导思想、远大目标等方面不同，但是在发生原因、斗争形式方面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如何对待这类农民武装，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个严肃的问题。党要在农村领导武装斗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就不能不充分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状况和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处理好同这些绿林好汉式的农民武装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并把这些农民武装改造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毛泽东改造袁文才、王佐武装为工农革命军就是在这个方面的成功探索。在古城会议上，毛泽东就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了对袁、王采取团结和改造的基本方针。上井冈山后，他多次同袁、王谈心，既肯定他们反对土豪劣绅的革命精神，又指出他们受封建帮会影响、政治目标不明、阶级界限不清等问题，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随后，征得他们同意，先后派出游雪程、陈伯钧、何长工等到袁、王部队帮助练兵整训和加强思想教育，袁、王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有了很大提高，绿林好汉式的地方武装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强的红军部队。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把原则性与灵活性、战略性与策略性有机结合起来，既坚持党的领导又尊重农民武装的特点，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尊重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心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探索。

井冈山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泛泛地谈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机械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而是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和时代特征，科学把握中国革命的基本性质和自身特点，尊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客观实际和历史文化传统，创造性地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切实做到了从实际出发来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核心的内涵。这个宝贵经验，在当今时代有着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 不断把中国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和“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两个方面的内涵。不能很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就不能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功能，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转变成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不能很好地把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就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格，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限制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所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就是高度重视把井冈山斗争的经验不断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开启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论探索的历程，并为日后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积累了理论资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及时总结群众斗争的实践经验，为理论创新积累了重要素材。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等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积累了党领导人民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的初步经验。在党的建设方面，领导组织了边界“洗党”活动，开展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整党运动，在组织上对党员队伍进行了清洗和整顿，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的战斗力；领导了对党员队伍的思想教育活动，积累了思想建党的早期经验。在军队建设方面，建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阐明了红军（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明确了人民军队同政治、同地方、同群众的关系，规定了红军（工农革命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阐明了人民军队的军事纪律、政治纪律和经济纪律；创办了军官教导队，培养和训练下级军官和赤卫队指挥人员，为我军培养了一大批早期军事指挥，也为日后创办各类军事院校提供了最初的经验；及时总结根据地武装斗争的经验，初步形成了红军游击战争的战术原则。在土地革命方面，先后在茅坪的坝上、洋桥湖、马沅，永新的秋溪乡、西乡的塘边等地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为开展边界土地革命奠定基础；之后，在指导乔林村、中村、塘边等分田试点的基础上，领导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实践，制定了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第一部土地法即《井冈山土地法》，初步探索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设计，为日后制定土地法奠定了早期基础。在红色政权建设方面，相继建立了各县的苏维埃政府和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政权的早期形态和地方性尝试，开辟了中国红色政权建设的新道路，为日后更大范围的根据地建设和全国政权建设积累了初步经验。

深入展开理论思考，系统阐述红色政权理论。在实践斗争的基础之上，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光辉著作，系统论述了红色政权存在的原因和条件，形成了完整的红色政权理论。毛泽东从中国社会性质、良好的群众基础、中国革命形势发展、正规红军的存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五个方面，对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条件作了全面分析：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不同派系的军阀之间的分裂和战争连续不断，这是工农武装割据、红色政权存在的根本条件，只要军阀割据存在，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就一直能够存在下去；中国红色政权存在的地方，都是在大革命时期工农兵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的地方，曾经有过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反对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斗争的经历，没有足够良好的群众基础，红色政权的存在也是不可能的；红色政权存在必须依靠全国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如果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就没有疑义，在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怀疑红色政权存在的悲观主义是错误的；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否则，红色政权就不能对付敌人的正规军，就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正确。

从中国革命全局阐述工农武装割据的重大意义和历史前景。毛泽东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井冈山的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建设，不仅对于边界的斗争极端重要，而且在中国革命的全局中具有重大意义。共产党的队伍在湘赣边界竖起红旗，井冈山根据地能够存在和发展，不但显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显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已经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士兵群众的希望。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红色政权必然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的一个力量”，这些红色政权的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这样，毛泽东从大局、从根本上把红色割据政权建设作为夺取全国政权的一个起点、一个步骤、一个试验，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工农武装割据构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工农武装割据、建设红色政权的理论的提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经验，这就是必须善于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把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四 在同错误思想的交锋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思想交锋和斗争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方式、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创立、发展并不断获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其直接任务就是指导工人阶级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这就决定了它必然遭到各种非无产阶级尤其是反动阶级的痛恨和反对，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也就不足为奇了”，而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斗争中日益发展壮大。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中逐步实现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

井冈山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从一开始就遭遇了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而正是在同它们斗争的过程当中，毛泽东不仅正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且正确地把握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实际，把二者科学地结合起来，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抵制和纠正中央和省委的错误指导，同来自上级的主观主义错误进行斗争。当时，中央提出了一些“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政策，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也发来一些主观主义的错误命令，给井冈山的斗争带来严重的后果，毛泽东等对此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以及红军的行动方向，中央主观主义地要求红军分散作战，指示红军向湘东或湘南发展。毛泽东指出：“当此反动政权暂时稳定时期，敌人能集中大量军力来打红军，红军分散是不利的。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中央要我们考虑往湘东或往湘南，实行起来都很危险”。关于中央要求取消党代表制度，毛泽东明确表示：“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故我们决定不改”。关于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中央提出“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左”倾政策，并要求井冈山必须执行，毛泽东批评道：“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对于湖南省委不察实际状况及形势变化所提出的主观主义命令和错误策略，毛泽东提出了严厉批评，毫不留情地指出，这些错误指示“是今年八月湘赣边界失败以及同时红军第四军在湘南失败的根本原因”。

批评上级代表的“唯上论”做法，同机械执行上级指示的教条主义思想进行斗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时做出正确的判断。对于上级的指示，在坚持组织原则的同时，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应该教条主义地盲目执行，特别是上级的命令带有明显的主观主义错误时。但是，湘南特委代表周鲁、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等就做不到这一点。他们拿着上级的错误指示来到井冈山，下车伊始不做调查研究就指手画脚，只知道形式主义地宣布和执行，结果给井冈山的斗争带来重大损失。对此，毛泽东给予严厉批评和坚决斗争。关于周鲁在井冈山取消前委、指示井冈山部队调往湘南的错误，毛泽东批评道：“三月上旬，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为书记），变成单管军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同时毛部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调往湘南，遂使边界被敌占领者一个多月”。关于杜修经的错误，毛泽东批评道：“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

纠正一些基层干部群众的动摇思想，科学回答“红旗能够打多久”的问题，领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井冈山斗争的条件是极其艰苦的，一些人也因此发生思想动摇。早在上井冈山的过程中，余洒度等人就明确提出不愿意到山区作艰苦斗争。攻占茶陵后，陈浩等人又贪图享乐，企图带部队投降国民党军。井冈山会师以后，又有人不能承受艰苦条件，发生思想动摇，怀疑井冈山斗争的前途，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对动摇思想进行了批评，初步论述了红色政权理论。对此，他后来回忆道：“当着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理论的回答需要政策的支撑，为此，毛泽东领导制定了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政策：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正是通过这些努力，毛泽东不仅纠正了错误思想，而且领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了鼎盛时期，割据地区日益扩大，土地革命日益深入，红色政权不断推广，红军队伍不断壮大。

在同这些错误思想和指示的交锋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井冈山根据地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并根据变化着的客观形势制定了符合斗争实际的政策策略，推动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健康发展，为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初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独特革命道路。井冈山的经验告诉我们，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要善于进行理论斗争，在思想交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错误和反动思想，决不能作壁上观，不加限制，任其泛滥。

五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和教育群众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历来高度重视理论武装问题，着力用先进理论教育群众，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来统一意志，形成革命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合力。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毛泽东也指出，“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

井冈山时期，斗争环境极其特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非常浓厚，如果不加以引导和教育，不进行艰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就很难能取得武装斗争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

井冈山根据地处于典型的山区农村环境和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之中，存在严重的家族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同共产主义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冲突的，严重影响到了党的正常组织活动，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同时，党的组织中存在严重的地方主义，“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这种地方主义严重限制了党组织的活力，因此，必须进行大局观念、党的利益等方面的思想教育。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毛泽东大为感慨：“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也正因为如此，更加需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加大思想武装和理论教育的力度，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改造和纯洁广大党员的思想。

举办党团训练班，解决“农民党”问题，就是致力于用无产阶级思想来引导广大党员，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的重要探索。湘赣边界的党员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农民，这就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农民党”的状况，农民党员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关系，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浓重的农民意识，思想不纯状况非常严重，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党的组织：有的党员受盲动主义影响，赞成烧杀政策，主张与敌人硬拼；有的党员看不到革命的前途，对工农武装割据悲观失望，怀疑红色政权的存在，提出红旗能够打多久的疑问；地方主义、流寇主义等在红军和一些党员中严重存在。因此，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改造党员的思想意识，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就成为边界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1928年10月以后，边界特委组织了党团训练班，对党员进行政治教育、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党的性质和基本理论教育等，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亲自到训练班视察、讲课，通过训练班学习，广大党团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得到了提高，为加强根据地党的建设和提高党的战斗力，奠定了思想基础。

高度重视思想理论教育，突出强调思想建党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在中国这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特殊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么建设党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史上是一个重大创新。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共产党以来，就一直把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离开了无产阶级，共产党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这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基本原理。但是，中国具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工人阶级数量相当少，绝大多数群众都是农民，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开展革命斗争，共产党员的来源主要是农民群众。在这种特殊的国情和斗争环境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共产党的先进性要求同党员主要来自农民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把农民成分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脱离中国具体国情而教条主义地排斥农民，只能使党失去自己存在的根基，失去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党就不可能最终取得胜利；而迁就主义地放纵农民的非无产阶级意识，也不可能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党的建设的道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所提出的思想建党理论，就是这样的一种理论创新成果。

除了思想建党方面的创新，毛泽东还着力用通俗简明的语言，阐明人民军队的根本任务和严明纪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党的基本纲领贯彻到人民军队的建设当中，加强对初创时期的人民军队的思想建设。1927年12月29日，毛泽东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把人民军队的先进性质落实到它的基本任务当中，阐明了工农革命军是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1927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荆竹山颁布“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1928年1月25日，毛泽东在遂川县的李家坪宣布了“六项注意”：第一，上门板；第二，捆铺草；第三，说话和气；第四，买卖公平；第五，借东西要还；第六，损坏东西要赔。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虽然语言通俗，形式简单，却包含着深刻的道理，阐明了人民军队的军事纪律、经济纪律和群众纪律，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用通俗语言表达深刻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