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政策建议

1．加大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力度

中等收入阶段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路径的转型阶段，亟须实现由外界驱动向自主创新驱动的转型，方能带动经济体进一步实现高收入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

第一，加大研发投资力度，依靠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这是落实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政策文件。它明确了我国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方面的若干举措，这意味着我国正在促进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我国要进一步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和监督机制，用好公共财政支持技术创新。政府掌握的公共财政资金则重点支持那些具有公共产品与服务性质的项目和能够形成或带动产业链的项目，公共财政资源在技术创新领域的使用中应当以直接资助技术设施为主，调整为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创新领域为主。制定相应政策，解决公共财政科技拨款资助完成并形成的知识和技术不能有效地进行扩散的问题。协调各类支持创新的科技计划，加强政府部门之间有效的协调，避免低水平重复，促进使用与研究开发和生产部门合作，通过政府引导，组织企业间合作开发。

第二，强化企业的科研地位。我国科研经费政府投入为主的模式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促进技术进步，国家除继续加大研发投资外，还应该强化企业的科研地位，激励企业自主技术创新，改变以往中国创新主体单一的情况，让创新不仅仅停留在高校和科研院所，要让社会成员都发挥自己的才智，积极投身于创新，激发创新热潮。中国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依靠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必须实现与企业的结合，使得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要以市场为导向，培养具有创新活力的企业，企业的创新活力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科技创新只有与企业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真正的效益。

第三，释放制度红利，促进整个社会的创新热情。政府要实现管理创新。当市场失灵时，政府要积极发挥国家宏观调控，弥补市场的缺陷。政府要充分发挥经济管理的职能，打破行业垄断，为企业提供公平的经济竞争环境，让企业充分参与市场竞争，发挥价值规律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同时，政府要积极履行社会服务职能，构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尤其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为企业进行创新提供财政支持和制度保障。

第四，重构国家创新体系。制定财税、金融以及市场准入等支持政策，强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加强高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实施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组织实施重大产业应用示范工程。

2．加大教育投入力度，重视人力资本积累

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处于由要素驱动向效率和创新驱动的转型阶段，而这主要依靠的就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全社会人力资本的提高是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而人力资本的提高和优化关键在于教育的发展。

第一，加大教育投入以促进教育发展。中国人口受教育年限的较低水平，固然与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有关，但更与政府在教育领域的投入不足有直接的关系。中国财政教育投入水平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即便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也存在明显差距。我国必须吸取东亚先进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尽量缩小全国各地基础教育投入的巨大差距。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有赖于人力资本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国民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正是壮大人力资本规模，进而提高人力资本质量的重要举措。为此，国家应继续加大财政教育投入，全面提升中国人力资本水平，努力使国民受教育的水准匹配乃至领先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

第二，提升教育投入和质量，重视多重教育体系协同发展。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优化人力资本，加强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尤其是要落实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统筹发展，形成一个多层次、宽领域的立体教育发展模式，为国家经济发展储存先进的人力资本。基础教育是中国整个教育的基础。中国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为了适应新的时代发展潮流，要加强高等教育对经济的驱动作用，关键在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调整高等教育办学方向，更加贴近市场需求，实现与需求的良好对接，破解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第三，大力发展职业技能教育，推动职业教育整体水平，为国家储备各类技术型和应用型人才。职业教育的实践性更强，承载着将知识直接转化成生产力和产品的使命，转化为市场的能力更强，能够更快速地为各行各业输送技术人才。鼓励企业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和职业教育投入，提高企业开展人力资源培训的积极性，以此来积累和优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源。

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已进入“新常态”，“新常态”环境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求经济增长必须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要不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走可持续之路。

第一，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是重中之重。当前从我国的产业优势来看，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上，而今后我们应该不断向知识密集型转变，从以廉价资源和劳动力投入为主的低成本扩张竞争转变为以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为主的创新发展竞争；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生长，建设服务业与制造业一体化的生产体系，通过高端服务业引领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形成分工配套的产业链。

第二，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步伐，促进我国产业走高端化、细分化之路。要改变我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就必须改变我国产业在“微笑曲线”中的位置，向曲线的两端发展。在农业发展方面，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农产品生产，不断提高农产品加工特别是精深加工的比重。在发展消费品工业方面，应利用信息、生物、节能降耗、新材料等先进适用技术改造现有工业，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发展自主品牌。在装备制造业方面，要以高端化、精细化、信息化为方向，组织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实现关键核心部件和基础制造工艺的本土化，支持发展高档数控机床、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设备、节能环保设备、特高压输变电设备、节能高效农业机械等。

第三，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产业结构从重化工业化向高端化、高加工度化进而向知识技术密集化发展的关键所在，是实现产业发展低碳化、绿色化和智能化的重要支撑，也是我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战略切入点。我国要充分调集社会力量，集中优势科技资源，积极推进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第四，发展高附加值的外向型经济产业。中国长期以来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制造工厂，虽然带动了大批工人就业，不过也使得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一直处于价值链的底端。因此改变我国的贸易结构方式，从出口导向向对外投资转变，从出口低端产品向出口高端产品转变。中国应尽快研发掌握新核心技术为主体的国际竞争力，优化内外贸易构成和产业结构革新，以向高价值链攀升。在我国产业走高端化、细分化之路的过程中，我国应该逐渐减少低端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加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辐射带动能力强的高端产品出口。同时，利用我国多年积累起来的资金和人力资本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身的产业生产技术体系和国际商业销售网络体系。

第五，在制度创新和宏观管理上做出多方面的努力。提高政府干预市场的效率，坚持自由化的政策导向，避免经济转型期的制度失灵，通过制度变迁改善供求关系和质量以适应经济新常态。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发展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中国的产能过剩造成的主要原因是结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主要是产业之间以及产业内部之间不相匹配。供给侧改革的首要目标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供给侧的效率，实现资源的高效整合，用创新引领经济的增速发展。尽快建立内需主导的增长模式，逐步取消出口退税、加工贸易、关税倒挂、鼓励出口等政策，降低进口高端消费品的关税，重新平衡汇率、贸易关系。应鼓励企业开发国内市场，改善国内产品供应的结构与质量，增加国内的消费需求。

第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化解国内产能过剩开辟新渠道。优化产业结构意味着不是封闭发展，而是要在不放弃当前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的同时，积极利用国际科技成就，以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为动力，并行建构中国主导的产业价值链。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可以将全球低端产业链和高端产业链结合起来，通过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出现。一方面，将中国比较低端的产业链转移到东南亚和非洲等国家，化解国内的过剩产能，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动力；另一方面，“一带一路”连接了亚、欧、非三大洲，促进大量资本寻求新的投资空间，从而使我国经济形成新的增长平台。中国可以加大对欧洲发达国家的投资力度，提高中国企业的投资能力，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促进中国产业链由低端向高端转化，突破产业链低端封锁，构建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提升中国在世界的话语权。

4．消除区域市场进入壁垒，实现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区域市场的进入壁垒严重阻碍了中国制造企业利用本土市场空间来构建产业价值链的努力，只有在区域间公平竞争的环境下，才有利于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产业的自主转移；否则，对一些地区进行的特殊保护只能阻碍或误导产业的转移。

第一，在总体规划中引导不同区域产业的协调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在更高起点上发展，要从全局性、长远性和高起点上谋划新战略，从而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全方位融入“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包括多民族地区、西部边疆地区的支持力度，实施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支持计划，推动低收入地区经济发展，提升人均收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第二，各地区要科学定位自己的比较优势和主导产业。一旦主导产业确立后，就应有的放矢地承接产业转移，做到为“加长加强”产业链所用；重视提高影响产业转移的软因素，各地区和城市在争夺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过程中，除了重视材料成本、设备成本、房地产成本、土地价格、人工成本、物流成本和地方政府所实施的税收政策等硬因素外，还要重视提高当地政府效率和诚信度等软因素。

第三，创新区域发展政策，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持续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战略，完善低收入区域发展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国中西部地区具有土地、厂房、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同时存在运输成本高、与国际制造业体系融合差两个方面的劣势。加大力度促进东部地区以产业转移方式直接投资中西部地区，同时鼓励国际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要使得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顺利发展，还需要强化跨区域的交通设施建设，降低运输成本，促进区域间合作；使得发达区域的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能平顺地传递到中西部，激活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并产生新动力。创新东部对西部的对口帮扶机制，培育西部地区发展的自身能力，力求将东部地区发达的服务业、中西部的制造业和内地市场扩张结合起来，实现产品流的转向和就近销售，从而更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

第四，消除地区间恶性竞争的局面。转变单纯以GDP增长作为“政绩晋升”的竞争手段，将各地区是否具有明确的城市定位、合理的主导产业选择、完善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作为考核重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主导产业链中的高新产品比重、服务业比重等。坚决改变招商引资中对外资或本国企业实施各种隐性补贴，防止人为扭曲企业的生产要素投入成本差异与投入比例。

5．稳步推进人口城镇化

跨入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大多超过70%，而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远低于这个水平，属于典型的城市化滞后型经济。城乡发展差距大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表现，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发挥城镇化综合效应，刺激最大内需潜力，兼顾城乡统筹发展。

第一，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缩小收入差距以刺激内需。通过制度改革尽快促进城镇化进程，对扩大内需产生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城镇化能带来消费的增长，另一方面会对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业带来巨大需求。以此来促进“橄榄型”社会收入结构的形成，不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维护社会稳定，并最终拉动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大，从而带领经济走上更高发展水平。

第二，加快城镇化建设，鼓励城乡之间的人才流动。全面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确保人口的自由流动，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提升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我国城镇化的重点应该是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加强和完善这些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其人口承载能力，加快人口从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提升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以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来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第三，有序控制土地城镇化。经济增长具有扩张土地需求的冲动，使得更多的耕地和林地进入城镇化的建设用地范围，导致了生态的破坏，且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持续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强调土地资源的有序开发，提升城镇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建立以土地资源集约化使用的资源节约型发展模式，从而改变依靠自然资源开发促进经济发展的传统路径。

第四，推进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城镇化的目标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不是单纯地提高城镇化的速度，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本，为人口在城乡间有序有益流动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在进行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过程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升居民素质，以人口城镇化带动社会人力资本的提升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

第五，推进城镇化应该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职能分工。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避免无效的人口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