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区域发展的趋势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成因

1．中国区域发展现状

区域经济增长特征。图2-1给出了2001—2015年中国东、中、西部和东北三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从2004年起，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开始超过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东、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分别为20.60%、22.21%、20.71%；到2008年，东北三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20.62%，超过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17.13%。图2-2给出了2004—2015年中国东、中、西部和东北三省地区工业生产总值增长速度。2005年西部地区工业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23.89%，超过同期东部的21.12%；2006年中部、西部地区工业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分别为21.96%、26.05%，超过同期东部的19.06%；2007年中部、西部、东北三省地区工业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分别为24.32%、23.89%、20.27%，超过同期东部的17.89%。但到2013年东北三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8.39%，开始低于同期的不平衡增长转变为相对均衡增长。

张文彬和李国平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各省份的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指标，研究发现我国31个省份的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均有不同幅度的增长，总体来说东部地区的增长幅度大于中西部地区，但二者在增长幅度上存在差异性。从区域内部差异来看，东部地区各个时间段的经济增长均高于中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又高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在前期（2000—2006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25个百分点，而西部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03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低于全国水平0.43个百分点；而到后期（2007—2012年），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10个百分点，中西部分别高于全国0.01和0.08个百分点。就整个时期来看，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09个百分点，而西部地区高于全国0.06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低于全国0.25个百分点。从整体趋势来看，2000—2006年，经济增长率水平明显小于可持续性增长率水平，而在2007—2012年，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率明显下降，而经济增长率水平却有所提高。在整个时间段来看，各区域经济增长率水平仍小于可持续性增长率水平。对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区域差距来说，前期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最高的为西部地区，其次为东部地区，最低的为中部地区，而在后期东部地区的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率超过西部地区，并且这一时期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增长率下降速度非常快。自2000年以来我国各省特别是东部地区的省份在扩大经济增长数量的同时，更加重视经济增长质量，正逐步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转变。从整个时间段来看，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增长率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如表2-1所示。在2001—2012年，28个追赶省份与模仿省份之间经济增长差距越发明显，因此追赶省份的经济增长还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一直偏重经济总量和速度，忽略经济增长的质量。廖筠和赵真真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区域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985—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区域不平衡十分明显，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这种不平衡30年来一直没有改变，且东部地区各省份之间的经济增长质量也存在两极分化特征。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否则不仅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还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近年来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增长乏力，表明这些区域发展面临既要提高经济增长数量，又要改善经济增长质量的双重任务。

一些研究发现，中国在改革以来的地区经济发展中不存在普遍的趋同现象，但形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三个趋同俱乐部。蔡昉和都阳考察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中存在着俱乐部趋同以及条件趋同的现象，发现在中西部地区存在着一系列不利于向东部发达地区趋同的因素，如人力资本禀赋稀缺、市场扭曲和开放程度不足。认为实施西部开发战略的含义在于创造条件使地区经济增长形成趋同的趋势，而投资的重点应该选择那些能够改进西部地区增长条件的领域。何雄浪等人利用空间面板与区域经济增长动态收敛理论，实证分析1953—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的绝对收敛性和条件收敛性，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个研究时间段内我国经济增长不存在绝对收敛性，经济增长与期初经济发展水平有紧密的联系，期初水平越高，地区经济增长就越快，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将空间因素引入模型后发现，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相关性，且空间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区域经济增长收敛并不是“免费的午餐”，要实现全国的条件收敛，必须要创造相应的初始条件。史学贵和施洁利用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1952—2011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的经济收敛性进行估计，结果显示中国地区间经济在1952—2011年、1952—1978年、1979—2011年这三个时间段中都呈现收敛态势，但改革开放之后收敛速度有所放缓，旨在效率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异化了各省市发展的条件，同时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等方式带来的技术溢出更容易被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使得东部沿海地区与内地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俱乐部收敛的回归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存在明显的俱乐部收敛，但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部和东部地区已经由之前的收敛俱乐部而转向趋同增长。但西部没有能够融入东、中部经济增长的总趋势中，若要实现区域间经济的持续均衡发展，政府在西部大开发方面的力度仍须进一步加大。表2-2为2004—2015年我国地区工业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吴建民等人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区域分解，发现各省份对全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性较大，集中度较高；各省份贡献取决于初始经济规模、平均增长速度和当期发展速度；东部地区在继续保持绝对高贡献率的情况下，经济贡献率出现了有条件地向中西部部分省份转移，其中宏观经济政策起到一定作用。而且，经济增长率对劳动生产率、资本存量的依赖性强且区域差异性明显，决定了各省份对全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变化；而对劳动力、第三产业发展、对外贸易依存度的依赖性较低，有条件地优化和提升这些要素将会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潘文卿研究了1988—2009年中国各省区人均GDP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特征，结果显示存在着全域范围的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并且这种相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增大，局域相关显示出中国局域性的空间集聚特征越来越明显；实证分析表明空间溢出效应是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市场潜能每增长1%，地区人均GDP增长率将提高0.47%，超过了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弹性值；但分析也发现这种空间溢出效应会随着地区间距离间隔的增加而减少。

针对地区工业中存在的不均衡发展现象和学术界关于影响区域不均衡增长主导因素的分歧，李丹丹等人使用权重选择下的增长核算方法实证分析了2001—2010年各地区工业的经济增长源泉及各分解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在总体上我国的工业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是资本投入的增长，虽然TFP相对也较高，但其在四大区域中的作用极不均衡；劳动力水平及生产效率较为低下，仍不能对工业经济的增长有十分重大影响。从分地区来看，各地区工业发展主导因素存在差异是导致区域工业增长不均衡的主要因素。东部地区工业经济增长主要受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而与此不同的是中部和西部以及东北主要靠资本投入的增长。我国地区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存在极大差异，尤其是东部和西部之间反差巨大；东部的增长方式表明其工业经济结构相对较为合理，而西部增长方式十分不协调，粗放型增长方式使得其严重依赖资本的投入，却不重视劳动贡献率和TFP贡献率的同步提高。邓若冰和刘颜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考察2001—2013年我国省际工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分析中国工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工业集聚和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并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格局；工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若不考虑空间因素，结果会被高估；在仅考虑经济因素的空间权重下，其他地区工业集聚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回流效应占主导地位，工业集聚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负溢出效应，加剧区域不平衡增长；而纳入地理因素后，其他地区工业集聚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扩散效应抵消了回流效应，负的空间溢出效应不太显著。

区域产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产业结构变迁，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部门。产业结构变迁与我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有关，技术进步使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严成樑通过经济增长核算方法考察了产业结构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研究发现，1978—2013年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流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25.37%，其中1996—2013年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更大。产业结构变迁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力度要高于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水平、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力度，产业结构变迁是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原因。覃成林等人发现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变化有空间和产业两个方面的成因，从产业成因看，工业对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贡献最大，其贡献率大于46%，远高于其他产业。四大区域之间的产业发展差异是导致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其贡献率超过了61%；四大区域内部的产业发展差异则是次要原因，其贡献率小于39%。

图2-3给出了2003—2015年中国东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比，中国东部第一、第二产业的占比呈逐年降低的趋势，从2003年的9.19%、51.20%分别下降到2015年的5.64%、43.56%；而第三产业的占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2003年的39.61%上升到2015年的50.80%，特别是从2013年起，第三产业的占比开始超过第二产业的占比。图2-4给出了2003—2015年中国中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比，中国中部第一产业的占比呈逐年降低的趋势，从2004年的17.83%下降到2015年的10.78%；而第二产业的占比在2003—2011年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2003年的46.88%上升到2011年的54.12%，此后开始逐年降低，到2015年下降为47.37%；第三产业的占比在2003—2010年呈波动状态，从2011年起开始逐年上升，到2015年上升为41.84%。

图2-5给出了2003—2015年中国西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比，与中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比的变化趋势类似，中国西部第一产业的占比呈逐年降低的趋势，从2004年的20.07%下降到2015年的11.93%；而第二产业的占比在2003—2011年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2003年的42.67%上升到2011年的51.80%，此后开始逐年降低，到2015年下降为45.55%；第三产业的占比在2003—2011年呈波动状态，从2012年起开始逐年上升，到2015年上升为42.52%。图2-6给出了2003—2015年中国东北三省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比，中国东北三省第一产业的占比虽然呈逐年降低的趋势，但变化幅度很小，从2004年的12.68%下降到2015年的11.38%；而第二产业的占比在2003—2010年呈波动状态，自2011年起开始逐年降低，从2011年的53.42%下降到2015年为43.92%；第三产业的占比在2003—2010年也呈波动状态，从2011年起开始逐年上升，到2015年上升为44.70%。

从经济增长速度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来看，多数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随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而下降，在收入水平较高、人口规模较大的经济体中，经济增长速度与产业结构的这一关系几乎普遍成立。因此一些研究认为，中国东部地区近年经济增长速度落后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这可能是不同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造成的。中国东部地区近年经济增长速度落后于中国其他地区，可能是其进入了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造成的；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一个相对平缓的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空间布局的优化应紧密结合，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应采取相同的产业结构调整路径。李献波等人定量测算我国省域、城市群、城市等不同空间尺度三大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上，1978—2012年我国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下降态势，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小于第三产业；其中第三产业对东部省份经济总量变化的影响最大，中西部省份以第二产业变动为主，西部省份对第一产业的依赖度更高。2000—2012年，产业结构动态变化对经济增长呈现相似的空间差异，总体上经济总量变化主要是由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引起的，且第二产业稍高于第三产业。在地区差异上，第一产业引起的GDP总量变化，中部大于东、西部，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区域差异不明显。

图2-7给出了2003—2015年中国东、中、西部和东北三省地区工业生产总值占比。2003年东部地区工业生产总值占比高于中、西部和东北三省地区工业生产总值占比，但从2010年起，中部、东北三省地区工业生产总值占比分别为46%、45.9%，开始超过东部地区工业生产总值占比；此后东部地区工业生产总值占比一直呈下降趋势，到2015年下降为38.4%，而中部、东北三省地区工业生产总值占比从2011年起也一直呈下降趋势，到2015年分别下降为40.6%、38.1%。西部地区工业生产总值占比在2003—2011年呈逐年上升趋势，从2003年的32.8%上升到2011年的43.8%，但此后西部地区工业生产总值占比也一直呈下降趋势，到2015年下降为36.6%。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产业分的生产总值构成可见表2-3。

年猛和孙久文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和产业集聚的角度，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化过程，认为国家“十一五”规划的实施，使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空间格局被打破，东部地区GDP增长速度出现低于其他地区的现象，表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用开始显现。同时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呈现出缩小的态势，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已经进入相对均衡发展的时期。整体经济活动不断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随着工业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转移而被打破，但是服务业不断向东部地区集聚的趋势并未改变，这也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提供了主要原动力，东部沿海地区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将会获得极大的增长动力，未来将形成“集中均衡式”的区域空间结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地区借助政策和区位优势，经济增长速度持续高于国内其他地区，但近年来，这种差异化的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逆转，对于这种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变化，现有文献主要是从产业的区域调整来解释。具体来说，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年的发展，劳动力和土地价格明显上升，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大大削弱，相当一部分传统产业正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新兴产业仍处于孕育与成长之中，因而东部地区的经济份额和增长速度会有所下降。

陶桂芬和方晶从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各随机抽取了15个省份作为研究样本，利用三大地区1978—2013年的面板数据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高级化指标，实证对比研究不同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中部以及西部三大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和高级化程度均在提高；就现阶段而言，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均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以及同样的外界冲击下，东部地区更能把握机遇，保持较快的产业结构变迁速度。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阶段性差异和区域性差异，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影响较为稳定，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稳定性却随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变化。从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各随机抽取的15个省份的实证回归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大于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相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而中部以及经济欠发达的西部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相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更强。

2．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成因分析：观点综述与理论思考

不同时期中国依据不同战略目标制定的相应区域发展战略实施总体效果显著，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实施对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及政治等层面的影响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中国在改革期间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区域差异性造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后果，通过实施沿海率先发展的地区发展战略形成既有的区域发展格局，“顺市场”的区域发展政策使市场机制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促进各种资源要素流向更有效率的地区；但与此同时，区域间不平衡、不协调发展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区域间的不协调发展长期得不到改善。何春和刘来会研究西部大开发政策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政策虽然在整体上推动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区域的协调发展，但同时也导致了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固定资产投资等实物资本的增加来实现的，一般具有短期效应，那些具有长期效应并能够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产业结构、外商投资、人力资本水平等并未因政策的实施而得到显著改善；西部大开发虽然缩小了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但是这种区际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大，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特征仍比较明显。

覃成林等人运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分析了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变化过程，结果发现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呈现出先持续较快上升，然后经过短暂快速下降，再趋于平稳、缓慢下降的过程。以2004年为分界点，在此之前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趋于上升，之后趋于平稳并缓慢下降，总体上升幅度大于下降幅度。从趋势上看，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持续下降的趋势基本形成，这种新的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为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所实施有关政策措施的效果开始显现，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程度得到了一定控制。但周端明等人发现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内部差距呈扩大趋势，西部大开发政策没有显著改善西部地区交通运输、对外开放程度、投资效率、就业系数以及金融发展水平等重要经济变量，对西部地区未来长期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西部大开发政策主要通过投资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投资主体主要是各级政府，投资领域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等行业产业，不利于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我国的省、直辖市、自治区之间经济增长条件的异质性表现得相当突出，因此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着大相径庭的经济稳态。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思路，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起来以后，应该支持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但经济发展起来的东部地区不仅没有起到带动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的作用，而且还不断地从西部地区获取资源，包括劳动力、资金和廉价的能源及其他自然资源，产生了东部对西部的“虹吸效应”。政府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初衷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手段创造有利于西部地区以更快的速度实现经济增长的条件，通过改变影响经济稳态的条件达到与东部地区接近的稳态水平，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但中西部地区不仅在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的初始条件上与东部地区存在着差距，在人力资本禀赋、市场化程度、政策扭曲的消除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中国的经济体制依旧存在着众多非市场因素，诸多制度障碍的存在难以实现要素最优配置，使得要素市场的扭曲成为导致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关键原因之一。刘贯春等人以部门间的要素边际产出差距度量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测度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越高的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配置效率越高，但资本过度偏向非农业部门使得资本市场扭曲程度反而高于经济落后地区。整体而言，部门全要素生产率、要素禀赋和要素再配置分别可以解释经济增长的3.0%、6.6%和1.0%，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禀赋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且要素再配置显著改善了加总全要素生产率，能解释其变化的60.4%，其中劳动力再配置的作用至关重要。但是研究还发现要素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提升作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十分有限，而要素市场的扭曲是导致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关键原因之一。尤其是劳动力配置的重要性较于资本配置更为突出；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亦是经济增长和区域非平衡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非农业部门，因此如何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和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缩小区域差异至关重要。

此外，一些研究发现三大区域各要素替代弹性的变化都存在明显差异，在长期均衡过程中，东部要素替代弹性的增长效应显著，而中西部的这一效应尚不明显。尹志锋和李辉文发现产业结构对就业弹性的影响明显，从整体上看，东部地区的就业弹性最大，这是因为东部地区的工业化程度、城镇化程度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工业化与城镇化所带来的产业集聚效应以及对第三产业所形成的联动作用将有利于提高地区的就业弹性；东部地区的非公有制经济与县域经济相对于中西部更加繁荣，而县域经济中的乡镇企业以及非公有制企业由于其相对灵活，更能吸纳就业，因此会提高该地区的就业弹性。贾兴梅和刘俊杰对我国各省份1993—2010年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各省份的就业结构差异显著，东中西部劳动力存在不平衡的发展趋势，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流向东部地区，造成东部地区的就业份额增长，各省份的劳动产出效率有趋同的趋势，但各省份劳动产出效率的差距很大。陈园园等人以全国32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州、盟）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的投资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一个地区的投资水平受到周边邻近地区投资水平的影响。中国投资的高集聚区分布在长三角、辽中南地区、京津冀地区、山东半岛。投资对经济发展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国内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作用力远大于FDI、劳动投入和土地投入等要素。国内资产投资每增加1个单位，GDP就增加0.630个单位。

孙斌栋和郑燕认为现阶段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最大瓶颈就是要素的非自由流动和区域间制度障碍，尽管对于劳动力的流动不存在任何显性的行政限制，但城乡户籍制度差别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降低了城市外来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并产生新的“二元社会”问题，加剧社会不协调发展。如果区际间要素流动障碍被消除，劳动力资源将在市场机制支配下向资源配置效率高的沿海发达地区流动，外来劳动人口的可支配收入相对提高，然后资金、技术被带回欠发达地区，并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而且如果落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在市场机制指导下向东部发达地区集聚，相应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将得到大大提升，长此以往区域发展差距将逐渐减小。

政府与地区经济活动关系过于密切，导致地区产业结构的选择和形成与比较优势不一致，延迟了产业升级。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差异的缩小始终是一个极重要的命题。对于先行发展地区来说，适应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提高的动态比较优势变化，实现产业结构向更加技术密集型升级，符合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而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承接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也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样可以符合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虽然中央政府所制定的区域发展政策，针对各地的实际情况，在发展目标或取向方面有所侧重，但是到了地方政府的实际执行过程中，简单地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极大地加剧了区域间、城市间政府的恶性竞争；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上大项目”“搞大建设”，但大量项目目前处于产能利用率不高的状况，盲目开发加剧了产能过剩状况。而且中西部地区承接了东部沿海地区大量的资源消耗型和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在这样一种产业“梯度转移”模式下，企业缺乏自主创新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甚至扭曲了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并且使地区产业结构的选择和形成，并不与比较优势相一致。由于政府与地区经济活动关系过于密切，而且在财政上对某些成规模的产业和大型企业产生依赖性，以致政策被产业和企业的既得利益所俘获，一系列补贴、优惠、垄断地位乃至其他保护和制度租金源源不断地流向产业和企业，甚至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迟迟不能得到矫正，企业无法正确地判断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变化，以致期望的创新活动为寻租所代替，产业升级被延迟。

曲玥等人采用中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从县级经济体的水平上考察了中国制造业是否发生雁阵模式的转移，结果发现产业聚集的效应在2004年以前一直发挥着促使产业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重要作用，而在这之后该效应的效果逐渐下降，表现为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蔡昉等人则认为，对于区域开发目的来说，政府直接把倾斜投入的资金用于具体的产业，并不能无条件地保证取得预期的效果，在人们通常认为适合于政府进行投资的基础设施产业也是如此。投资是否有效取决于市场对这种产业的需求、特定地区对这种产业发展所需环境的满足程度以及发展这些产业技术选择的合理性。以产业投资为导向的区域开发战略是以区域发展趋同假设为隐含前提的，如果这个假设的前提不存在或者这个假设存在需要比较严格的条件，则政府的区域开发努力成功的机会并不会显著高于自发的民间开发。王曦等人发现对于中国大部分省份而言，中央投资的进入对进入地的资本产生了“挤入效应”，北京、内蒙古、黑龙江、青海和新疆表现出“挤出效应”，对天津的作用为中性；内蒙古、黑龙江、青海和新疆产生挤出效应的原因在于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较低，而北京主要由于政府投资过量。

蔡翔和熊静从产业就业与区域就业方面分析了我国就业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各省市三个产业就业量存在很大差异，经济较落后省市如东北三省、西北地区、内蒙古等第一产业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推动作用或转移速度非常慢；第二产业就业受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最大，较发达地区第二产业结构优势明显强于其他省市，对就业量的增加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而其他大部分省市的第二产业结构不能满足第二产业的发展，大部分省市的第二产业具有较强的就业吸纳空间，但没有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发展优势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结构、就业竞争能力对就业的影响差异不完全表现为经济较发达地区与较落后地区两个部分，北京、广东受产业结构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远小于其他发达省市，四川、新疆、山西的第三产业就业主要依赖产业结构的推动作用，而其他地区产业结构优势不明显。

近年来沿海地区乃至全国普遍出现的“用工荒”现象说明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劳动力供求态势发生了重要转变。曲玥等人发现综合经营成本和要素成本在引导产业转移方面的作用逐渐增强，而政府干预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形成有一定的负向影响，因此应顺应经济发展和产业形成的一般规律，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加强市场化的要素价格信号对产业形成和流动的正确引导，减少政府干预和政府主导可能造成的效率损失。通过积极引导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沿海向内陆地区的转移，继续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吸纳普通劳动者就业的重要作用，更好地利用大国区域发展程度上的差异，实现中西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并行。

各区域制度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扩大，特别是财政政策在不同的经济区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效果。制度因素在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中起重要作用，区域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要素的投入量，还取决于要素的配置效率，其效率依赖于制度环境、制度安排与组织行为。区域经济增长离不开传统要素的投入，但是制度要素决定了有效的经济增长，杨冬梅和万道侠以城镇化、市场化、对外开放、金融化及政府管制来表征制度要素变迁的显性构成，对我国宏观制度变量区域变迁的动态特征与空间特性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各项制度变迁的实施与推进在地域上存在强度与深度的显著差异，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制度构成表现出明显的空间依赖性，中部地区则更多地体现了制度变迁的空间异质性。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渐进的制度变迁过程，制度变量在不同区域间的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一过程的区域进展从沿海到内地逐步减慢，对于同一制度安排，不同区域初始条件的差异将使得各自区域实施这一制度安排的成本和收益大不一样。当不同区域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初始条件表现出极大差异时，同一制度安排就表现出不同的制度变迁速度。不同区域间长期增长绩效的差异就来自不同制度设定的不同激励机制，张莉等人实证检验了制度质量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制度质量差异是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黄晖通过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制度变量与经济绩效的定量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变量在不同区域间的发展水平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已经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互动的演变路径，而中西部地区各项制度变量值相对偏低。

刘建民等人实证检验了我国财政政策的区域效应，结果发现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来说，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控效果较为明显，而对于经济增长的调控效果却并不明显；长期来看，该地区经济增速的提高有利于减小收入差距；对于经济较发达地区，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对经济有较强的拉动作用，但该效应并不持久，财政支出的增加会加大当地的收入差距水平；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支出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拉动作用，但是该效应的持久性不高，财政支出会较大幅度地增加当地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同时收入差距水平的提高，短期内对经济也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但该效应并不持久。因此必须重视财政政策造成的非对称的区域性效果，合理利用差异化的财政政策，处理好各个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和收入公平之间的权衡取舍关系。张尔俊等人分析了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财政支出项目中，经济建设费支出和其他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较显著的影响，而社会文教费、国防费和行政管理费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经济建设费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影响，对于全国数据来说，其他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向的。

中国各区域在科技创新驱动能力与人力资本的培养积累上存在显著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两极分化趋势明显。刘跃等人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建立综合指标体系测量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质量，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其中促进作用不仅来源于技术创新能力的直接效应，还有间接效应；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对本区域经济增长结构性、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均有积极的作用，其中对资源利用的贡献最大；区域间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仅对经济增长结构性和生态环境具有正向带动作用，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其他方面作用不明显。王薇通过构建包括创新驱动条件、创新驱动过程、创新驱动环境及创新驱动绩效四个方面的区域创新驱动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创新驱动能力进行评估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各区域创新驱动能力存在显著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两极分化趋势明显。东部地区在创新驱动的各方面优势凸显，较大程度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总体上落后，但个别地区具有深化创新驱动的潜力。

袁润松等人基于2000—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技术创新”“技术差距”和“管理效率”三个方面实证分析中国绿色发展现状、区域差异及其成因，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中国绿色发展形成推动作用，但这一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被管理效率的下降和技术差距的扩大所抵消，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已取得长足进展并对中国的绿色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区域间非平衡性和管理问题加剧；依托其强劲的技术创新，东部地区绿色发展势头良好，中部和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相对滞后；东部和西部地区均存在较为严重的管理问题，其中西部地区最甚。西部与东部的技术差距近年来有逐步缩小的趋势，中部与东部则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各地区未来推动绿色发展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中西部所有省份应当着力缩小与东部地区的技术差距，东中西三大地区部分省份未来还应着力优化管理水平。

蔡昉和都阳发现人力资本的初始禀赋会非常显著地与增长率正相关，是促进增长速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过程中对人力资本投资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创造区域间趋同的条件，达到实施西部开发战略的预期效果。魏巍和李强发现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为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增加教育支出，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关键。虽然人力资本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均具有促进作用，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存在区域差异，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最小。因此高端人才的跨区域转移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也有利于缩小我国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政府应当给予中西部地区更为宽松和优越的人才政策，通过实行差别化的人才政策，引导高端人才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逐步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差距。

于寄语基于1997—2012年中国各省份的就业劳动力数据，从短期和中长期的角度探讨了不同教育层次人力资本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内中等教育层次人力资本对总产出的正向影响相对较强，而其余层次人力资本对总产出的正向作用不明显，并且在东部地区，近年来高学历人才的膨胀使得高层次人力资本的影响产生了较大扭曲，即在短期内局部区域高层次人才供需是不匹配的。中长期分析表明高层次人力资本的形成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源，其余层次人力资本的作用则相对较弱。因此我国在提升人力资本教育层次的同时，应关注其质量因素以及短期区域人才供需的适应性。

逯进和苏妍基于全国三个省区1982—2012年的面板数据，从人力资本综合指数、脑力素质、身体素质三个方面实证分析我国三大区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线性与非线性关系。从东部地区看，其作为高素质劳动力集聚的核心区域，以知识带产能的水平高，脑力素质作用显著，但后续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注重劳动力身体素质的提升；从中部地区看，中部既需要发挥人口众多、人力资源雄厚的优势稳步发展经济，也需要关注民生问题；从西部地区看，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较低，因此亟须引进高素质劳动力带动该区经济发展。陈得文和苗建军分析了我国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发现我国区域人力资本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和空间相关性，人力资本集聚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人力资本集聚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凸显。东部地区是我国人力资本集聚水平最高的地区，人力资本集聚效应也最明显；中部地区次之，人力资本集聚效应亦较明显，但要弱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人力资本集聚水平最低，人力资本集聚效应尚未显现。无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空间溢出效应均具有较好的显著性水平，说明了与人力资本集聚效应不同，空间溢出效应取决于区域间的距离大小，而与人力资本集聚水平的相关性不强。

孙玉环和季晓旭比较、分析了中国教育发展水平、GDP对教育投入弹性的区域差异，研究发现教育投入对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类型经济区域的影响作用不同；归属于第一和第二大类的22个省份，GDP对教育投入富有弹性，尤其是对于经济基础好、居民文化素质较低的省份，GDP对教育投入的弹性通常较大；但中西部9个省份则出现教育与经济消极互动的局面，表现为GDP对教育投入缺乏弹性。王家庭通过利用教育生产函数对我国1996—2009年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中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我国中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及其增长的空间分布不是随机的，而是在全局和局域环节都呈现正向的空间依赖特征，表现为高水平的区域倾向于集聚在一起；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没有出现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张辽分析发现教育投资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远期效应”明显，“即期效应”不显著，而人力资本存量正好相反。此外GDP自身波动与受教育支出、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东部的教育投资带来产出效应的周期为两年，中部地区的教育支出能够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正向作用更为持久，人力资本积累的深化在短时间内难以产生显著的效应，但在滞后两期会产生正向效应。西部地区的教育支出从投入产生效用的周期为四年。

各区域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而且各个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存在差异。胡艳和朱文霞分析我国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各个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增长作用的大小是不同的。中西部地区铁路和公路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大，东部地区较小；铁路设施相对于公路设施对于其他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要大。我国铁路对于经济增长存在边际报酬递增的作用，这与铁路质量的提高有很大的关系，但铁路的总里程发展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骤。公路对于经济发展存在边际报酬递减特征，这与我国公路质量较差、使用效率低、地方公路管理不统一、存在着大量乱收费现象有很大关系。叶昌友和王遐见检验了交通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铁路建设和公路建设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公路建设中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和四级公路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依次递减；铁路运输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公路运输业更加明显；高速公路密度提高一个百分点可带动经济增长约0.034个百分点，铁路密度提高一个百分点可带动经济增长约0.002个百分点；2001—2010年交通基础设施存量的增加年均带动经济增长0.78个百分点，约为经济增长率的8%。刘志红和王利辉将郑西高铁作为一项自然试验，选取1995—2015年市级面板数据，分析郑西高铁对沿线区域的经济效应，研究表明郑西高铁的经济效应存在1—2年的滞后期，虽伴随小幅波动，但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基本维持相对稳定状态；郑西高铁对四市的平均效应分别为0.083、0.115、0.116及0.111，人均产出分别增长了0.97%、1.37%、0.91%及1.23%。通过影响机制分析发现，郑西高铁能够提高沿线区域的可达性及经济联系强度，河南各市与西安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增幅较大，而陕西边界各市与郑州的经济联系强度相对较弱。

周绍杰等人利用1990—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区域间差异，实证研究发现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且其长期影响明显高于短期影响。其中，电力投资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短期经济增长率提高0.076个百分点，长期经济增长率提高0.493个百分点；发电装机容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短期经济增长率提高0.381个百分点，长期经济增长率提高1.905个百分点。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影响显著高于西部地区。其中，电力投资率增加1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影响高于西部地区达0.913个百分点；电力装机容量增加1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影响高于西部地区达0.959个百分点。电力发展对各地区经济增长影响是不平衡的，这种影响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起到负面作用。从政策导向来看，电力发展政策应当充分加强电力发展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使得西部地区能从电力输出中获得更高收益，提高电力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