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

大收编

 

 

很多年后，法国学者白吉尔评论国民政府在此次经济危机中的表现，她写道：“大量事实证明，国民党政府对于发展私人企业的态度是相当冷漠的，在工商业萧条的年份里，南京政府竟然不愿为濒临绝境的民营企业家提供任何支持，以帮助有关企业克服和度过危机。”

荣家遭遇即是一例。荣宗敬因此很悲愤地说：“上天不令中国人做第一等人。”

“救荣”的一波三折，实在耐人寻味。1934年7月4日，就在申新宣告“搁浅”的当夜，上海棉纺织业和金融界的大佬们聚集在荣宅召开紧急会议，荣宗敬身患重伤风，言辞之间涕泪纵横，哪里还见一年前那个“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寿公风采。众人均感棋局棘手，唯有政府出面施援才可能渡过难关。于是，大家公推荣德生赴南京向中央政府求援，具体的方案是准予申新发行500万元的公司特别债券，由政府予以保息。

当时的实业部部长是陈公博，他随即派人赴沪调查，不久就端出了一份《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报告大意是，认定申新的资产与负债相抵已经倒挂，并指责申新“无组织、无管理”，非速行清理债务和“改换经营组织”不可。因此，报告提议组成临时管理委员会，由政府供给300万元为营运资本，6个月结束，所有盈余或亏损，并入公司债务债券内计算。报告最后认为：“倘今日仍以荣氏为中心，则外间已无信仰，中心无法可以维持。”

荣家对实业部给出的方案大吃一惊。明眼人一看，这就是要用300万元收走荣家数千万元的资产。陈公博还在报纸上公开表态，认为申新唯一的出路就是“收归国有”。这一幕宛若两年前的招商局案重演。

荣家兄弟当然不肯束手就擒，荣宗敬给蒋介石写信，指摘实业部“不言救济而言整理，不言调查而言估计，此中消息，实足令人寒栗”。在给财政部长孔祥熙的信中，他更是哀叹说：“民商何罪，申新何辜？”荣氏的同乡老友吴稚晖也帮着反抗，他在给陈公博的信中讽刺说：“中国吃豆腐者多，故冒险者少，弟虽个人决不敢效，实崇拜之至”，指白了说陈公博是趁火打劫。他进而说：“即如荣先生者，一个莽金刚，难免跌倒在众小鬼之社会也。”吴稚晖是国民党最资深的建党元老之一，陈公博是共产党“一大”代表，后来投靠汪精卫做了贰臣，因此，虽然对吴稚晖的辱骂恼怒已极，却也只好唾面自干。与此同时，全国棉纺织业也对实业部的提议群起反对，大家都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申新一旦归公，很快就会轮到自己了。无锡、天津、河北等地的纱厂联合会纷纷通电行政院、财政部和实业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到8月，陈公博只好畏难止手，不得不将“由实业部整理”改为“由荣氏本人大加整理”，但是，发行特别债券等，一概莫谈。

这就是“救荣”的第一出闹剧，荣氏想请个救援，没有料到却差点招进一个强盗。惊魂未定，第二出闹剧接着上演了。

荣宗敬为了扩张事业到处举债，其中曾向英资汇丰银行贷款200万元，以申新七厂为抵押。到1934年12月，这笔借款到期，荣家无力偿还，于是，汇丰提出公开拍卖七厂，这是一个拥有5.6万纱锭、3000多工人的大厂。环顾国内棉纺织业，所有华商纱厂个个自保不暇，如果拍卖，申新势必会落到日商手中。荣宗敬大急，他沮丧地对来访记者说：“中国实业到此地步，前途实不堪设想。”接着，他说出了那句无比悲情的感慨，“上天不令中国人做第一等人”。

在这里，有一个疑惑需要说明，在危机骤然到来的时候，为什么华商纱厂均陷困境，而日商纱厂却会活得不错？除了资本雄厚、技术和管理先进之外，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税负上的差别，这也是荣宗敬等人对政府至为不满的地方之一。学者严中平在《中国棉纺织史稿》中举例说，如果华商纱厂要用进口棉花，每担先得交14～15银元的进口税，当棉花纺成纱后，每担又要交8.5～11.63银元的统一税，这样华厂的生产成本加起来就比日厂每担要贵22～26银元。据他的研究，华厂所承受的税负和利息将近有日本人的5倍之多。

1935年3月26日，申新七厂被汇丰公开拍卖，果然华厂无人应拍，日本丰田纱厂以225万元一举竞走。消息一见报，顿时掀起轩然大波，国人痛恨日本已久，大有宁可烧掉也不入敌手之慨。第二天，汇丰和日商前来贴接收封条，被工人用高压水龙头冲走。又一天，工会召开救急会议，推举10个代表向政府请愿，表示“厂存与存，厂亡与亡，不惜任何牺牲，誓死抗争到底”。

全国实业界再度声援，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海市和南京市的商会、上海总工会等纷纷表示抗议，上海的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更通过决议，“通告全市国货厂商，即日起，对外商银行实行断绝往来，凡吾国上任，各须以身作则，切实履行”。国内各大媒体也连日发表社论，一致反对。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驻沪领事馆出面协调，汇丰被迫同意解除拍卖，荣氏所欠抵押借款延期到1940年年底全部还清。

荣家再逃一大劫难。七厂之困缓解，断血之虞犹在。接下来的第三剧，出场的则是一个更强的人物。

到了1935年4月，国内银行界天地突变——具体情况将在下文细叙——宋子文重新出山，执掌国营化后的中国银行。宋、荣关系一向不错，荣宗敬多次登门求援，甚至写下口吻极其卑微的信函曰：“宗敬有心无力，不能有所主张，请于公暇赐一电话，约定地点与时间，俾得趋前领教，以便遵行。”宋子文诺诺多时，一直不置可否。

转眼9月，两人再次面谈，荣宗敬一如既往地大倒苦水，宋子文倾耳听着。突然，他用十分轻描淡写的口气说：“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2000元的开销由我负担。”荣宗敬当场目瞪口呆。

数日后，宋子文终于拿出拯救计划，这竟是一个比陈公博的办法还要苛刻的方案：中国银行将申新所有9家纱厂全部收下，然后发行企业债券，以新债券还旧债务，所有债务分为营运贷款、不动产抵押借款、银行钱庄无抵押借款、个人储蓄存款和荣家存款五等，依次进行偿还，并内定中国银行总稽核霍宝树为申新总经理。宋子文给出的唯一诱惑是，申新所欠银行和钱庄的借款利息均由1分减为5厘。此案等于把荣家从申新一脚踢出。

这是申新“搁浅”以来最大的危机，也是荣氏创业30多年来最凶险的时刻之一。宋子文的政商势力远非陈公博之辈可比，他蓄谋半年，赫一出手，荣家幸存的机会已经渺茫。当时担任荣宗敬助手的是荣德生的大儿子荣伟仁，他在一封信中披露了家族担忧：“政商合办之事，在中国从未做好，且商人无政治能力策应，必至全功尽弃。事关股东血本，生死问题，非努力理争不可。”荣宗敬四处找人说情，竟没有人敢于出面得罪宋子文。时间很快到了1936年2月12日，宋子文在自己的家里召集申新的三家大债权人开会，决定申新的命运。与会5人，分别是浙江兴业银行的徐新六，上海银行的陈光甫，中国银行的宋子文、汪楞伯和霍宝树。这时，荣家兄弟已如盘中之物，颓颓然而任人分食。

会议开时，陈光甫居然称病没有到，替他来的是往来部经理李芸侯。宋子文在桌上特地摆了个大蛋糕，是为庆祝时用的。

70多年后，荣家后人对历史学者傅国涌追忆当时的情景：会议是下午2点开始的，宋子文叫霍宝树把打印好的整理申新的英文文件逐段念，念一段，问大家有没有意见。最后，李芸侯发言，他讲话有点结巴，但是意见却表达得很清楚：“这个办法，敝行不能同意。”宋子文惊问：“光甫已同意了！”李芸侯说：“这笔款子是我放的，所以归我负责。照这办法，我行肯定要亏本，还望宋董事长大力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李芸侯所谓的亏本，是指申新欠上海银行1200多万元，年息由1分降到5厘，每年要亏至少50万元。宋子文说：“那么如何办呢？中国银行也是同意的。”李芸侯说：“或者把上海银行借给申新的款项转给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是发行银行，问题不大，我们行就承担不了。”众人听了，脸色骤变，宋子文说：“这样就不能再谈下去了。”会议不欢而散，桌上的蛋糕没有人碰过。

就这样，靠着陈光甫的仗义，荣宗敬从宋子文的虎爪下悚然逃生。其后的半年里，申新各厂时开时停，苟延残喘。荣家兄弟如同两个溺水之人，日日拼死扑腾，全靠本能求活。1936年10月1日，荣家与中国、上海两行订立《委托经营签约书》，保住了所有权。到秋天，萎靡了两年多的市场终于发生变化，棉花丰收，价格下跌，纱、布价格上扬，市场转暖，停工的申新各厂先后开工，到年底，公司居然扭亏为盈，荣家终于熬出生天。

荣家显然是幸运的，在此次经济危机中，国营事业集团通过接收、控股等手段进入原本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大量轻工业领域，如烟草、面粉、粮食加工等。仅中国银行一家就控制了15家纱厂，约占华商纱厂锭子总数的13%。

1935年的某日，“火柴大王”刘鸿生因从事多元化经营而导致资金困难。他向多年交好的宋子文求救：“最近银根越来越紧。我有几笔到期的押款，银行追得很急，希望中国银行接受抵押，帮我渡过难关，您看可以吗？”宋子文冷冷地问：“你用什么作抵押呢？”刘鸿生答：“我全部企业的股票。”宋子文以嘲笑的口吻说：“O.S．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O.S.”是刘鸿生的英文名字，他日后回忆说，这是他终生最难忘的一刻。

 

白吉尔说国民政府在危机爆发的时候没有对民营企业施以援手，她其实只说出了事实的一半。事实的全部是，政府居然在这种危急情景下，完成了对民营资本集团的致命一击，这是一场十分残忍而精妙的战役，数十年后复盘，仍让观者手心出汗、唏嘘万千。

在1935年3月之前，中国金融业的主动权仍牢牢握在私人银行家手中。政府直接控股的银行只有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两家，它们的总资产只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11.7%，其余资产中的九成集中在上海银行同业公会的成员手中。其中，资本最雄厚的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银行的总资产分别为9.75亿元和4.25亿元，占到全国银行总资本的1/3，是中央银行规模的3倍。尽管官股在这两家银行中各有20%的股份，但是经营权仍掌握在私股一边。中国银行的大股东、46岁的总经理张公权俨然是银行业的魁首，他也因此替代虞洽卿成为沪上企业家的新晋领袖。

张公权是百年一出的金融奇才，早在20年前就因领导中国银行脱离袁世凯政府而一战成名。他年富力强、视野开阔，而且很有政治抱负。此时的他不但手拥巨财，而且领导着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办有《中行月刊》等杂志，处处展示出银行家的话语权。他对孔祥熙的赤字财政政策一向不满，经济危机爆发后，他再三呼吁政府应该把财力引导到帮助遭受萧条打击的中国经济上，而不该拿去积压在公债上。他不断在媒体和股东会上发声，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界的金融政策必须彻底改变”，“政府立即停止一切不必要的和浪费的支出，有成效地厉行节约，将储备用于建设，以增加国家的建设”，“投资不应再只是限于商业金融的中心城市，而应该指引到内地地区去”。他的这些言论当然被孔祥熙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之而后快。张公权在行动上更是让孔祥熙十分难受。为了表示对中央政策的愤怒，张公权大幅减少公债储备，从1931年12月的7200多万元一下子降到1934年12月的2500多万元，并公开声称要抵制不合理的政府公债。中国银行的资产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23%，几乎四分天下有其一。在它的示范效应下，民营银行对公债的热情大大降低，孔祥熙的赤字政策眼看着难行其道。

就在经济危机最为严峻的时刻，孔祥熙施展合纵连横之术，突袭中国银行。他知道凭一己之力，还很难将张公权击倒，于是暗中联合了两大高手，一是国舅宋子文，一是黑社会老大杜月笙。宋子文在财经界的影响力之大是有目共睹的，他被迫辞职后，不再在政府系统担任职务，而是发起组建了一家名叫“中国建设银”的公司——我们不久就将知晓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什么了。他与孔祥熙的关系很平淡，甚至可以说矛盾重重，不过此次却为了共同的利益又站在了同一战壕中。1935年2月初，孔祥熙与宋子文在汉口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突袭步骤，此案得到蒋介石的认可。

2月13日，由杜月笙出面发请柬，邀请上海金融界和实业界的大佬们开会商议应对经济危机的策略。有钱又有枪的杜老大邀约，谁也不敢不给面子。会上，作为政府代表出席的孔祥熙突然抛出一个动议，他建议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组成一个“三行小组”，对陷入绝境的上海工厂给予“尽可能的贷款援助”。此议一出，当然引来实业家们的一致欢迎，他们如同久旱逢雨，一呼百应全站在了孔祥熙那边，杜月笙更是拍桌子大呼叫好。张公权等人甫闻此议，一时间不知如何应对，如果反对，那就将与工厂主们势同对立，如果同意，却不知道孔祥熙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张公权于是提出，贷款是当然的事情，不过要讨论细节，并且，所筹资金应全数贷给工厂。孔祥熙当场一口答应。

15天后，实业界与金融界再度开会，还是杜月笙主持。为了形成舆论上的压力，孔祥熙这次没有到场，却通过上海发行量最大的《申报》以电报的方式继续倡议成立“三行小组”。此时，宋子文则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等组织中频繁活动，还策动一些中小工厂主组成了中国工商业救济协会，对银行家集团形成了强大的催逼压力。就这样，上海企业家被人为撕裂成实业与金融两个阵营，孔祥熙一时间成了上海经济复苏的“大救星”。3月9日，在他的主持下，各方人士第三次聚会，形成决议，由中国银行牵头组成援助财团，提供500万元的无抵押贷款和1亿元的抵押贷款。3月20日，孔祥熙郑重其事地向中央委员会提交议案，决定发行1亿元的以海关税为保证的公债。张公权、陈光甫等人提出，此项公债必须用于援助实业界的抵押贷款，张公权还迅速开始安排贷款的有关细节事宜。

事件如果按这样的逻辑演进，实业界当是最大的受益者，银行界尽管承担了金融风险，也是应尽之责任。可是，接下来的峰回路转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就在1亿元公债被确定后，3月23日，孔祥熙突然宣布了一条让人瞠目的决定：政府出于管制的需要，要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增发它们的股票，1亿元公债将不再按原来设想的贷给工商业者作救济之用，而是要用来购买两行的股票。孔祥熙给出的理由是，这样可以增加两家银行的信贷能力，以更好地克服萧条时期的困难。他还以财政部的名义，指定了购买金额的分配，其中2500万元和1000万元分别购买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股票，3000万元作为增加中央银行的资本，剩余的3500万元作为弥补政府的欠债，对工商业的直接救济贷款则一分钱也没有。

这个方案最荒唐的地方在于：第一，银行的定向增发没有任何的溢价，第二，政府用来购买股票的钱正是它发行给银行的公债。这好比让猪吃自己的蹄。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股本分别为2500万元和1000万元，孔祥熙的增发购买计划，让政府一下子成了两家银行的绝对控股大股东。尤为霸道的是，孔祥熙直接宣布，中国银行的董事长李铭、总经理张公权一起被免职。张公权“升任”中央银行第二副总裁——这是一个专门为他设立的职位，中国银行董事长和总经理之职由宋子文取代。根据中国银行的章程，这两个职务的任罢，需由董事会集体决议，孔祥熙身为财政部长，根本没有这项任命的权限。孔祥熙和宋子文还一本正经地拍电报祝贺张公权升职，张公权以“劳累”为由拒绝到任。他让人带话给蒋介石说，如果孔祥熙这么干，中国银行的钞票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得一钱不值。蒋介石当然置若罔闻。

有意思的是，对于张公权的“升职”，在政府系统内唯一表示不同意的是时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而他不同意的理由是，这么大的事情，孔祥熙居然在之前没有跟他有过任何商量。斯人跋扈可以想见。

孔祥熙的最后一个难处是，他的任命最终还是要在董事会上进行表决。一些董事公开表示反对。张公权日后回忆说：“既然股东们对这两家银行在私人管理下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满意，那么，除了采用极端手段胁迫之外，政府是无法使股东们屈服的。”但是，孔、宋和杜月笙还是用各种明暗方式让股东们屈服了。在3月30日的新董事会上，宋子文、宋子良兄弟和杜月笙都被增补进董事会，而代表私股的张公权、荣宗敬和周作民等人则出局。孔祥熙仅有的让步是，答应由宋汉章出任总经理，而董事长还是由宋子文担任。

在强行清理了张公权之后一个月，交通银行董事会改选，孔祥熙的亲信如法炮制地再下一城。就这样，中国、交通两大银行尽入官家之手。

事态演变至此，孔祥熙的棋居然还没有下完。当时上海金融界，除了两大行，还有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三家较为重要的民营银行，它们的资产都在1亿元左右。孔祥熙继续鏖战。他拿下这三城的手法就要简单多了，在三个月中，他挟央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资金实力，大量囤积通商等三行的通货，然后突然一下子拿出来要求兑现，此举形同挤兑，原本已陷入困境的三行当然无法抵抗，于是只好乖乖投降。

中国通商银行是近代中国的第一家银行，创办人是盛宣怀，此时的董事长是盛家亲信、几年前因拒绝“捐款”而被蒋介石通缉过的傅宗耀。杜月笙亲自找他谈话，后者很知趣地让出了董事长职务，杜月笙取而代之。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是蒋介石老乡“宁波帮”的资产（以宁波的四明山为银行名），董事长为孙衡甫，实际控制人是“四·一二”事变中出过大力的虞洽卿等人。孔祥熙照样不留情面，新任的董事长是财政部国税局局长吴启鼎。三行中资产最多的是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是当过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的龚心湛，孔祥熙强迫他辞职，由国民党人傅汝霖接替。此三行中仍有一些私人股东，在后来的10年时间里，孔祥熙控制的董事会竟然长期不分红利，在最多的年份里，每1万元股本也就分300元利息，随着通货膨胀，私人股东的收益几乎为零。

在这场大收编中，唯一漏网的重量级民营银行是陈光甫的上海银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剑桥中国史》给出的解释是：“陈光甫和孔祥熙在美国留学时是同学，有人说两人是亲兄弟。”另外更具说服力的解释有两点。其一，在1927年蒋介石进上海的时候，陈光甫的“募资首功”实在太大，他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的私交非同寻常。其二，陈光甫与美国政府和金融界的关系十分密切，时任华府财政部长摩根韬是陈光甫的密友。1936年，陈光甫曾率中国财政代表团访美，与摩根韬签订《中美白银协议》。他是中美财经交往的最可靠的渠道，于是他被当成一枚“外交棋子”保留了下来。

半年之内，孔祥熙利用经济危机的“大好机遇”，一举收编上海五大民营银行，张公权等人溃不成军。中国金融格局陡然乾坤逆转，国营资本在全国银行中的资产比例从不到12%猛增到72.8%。孔祥熙的“手术”做得十分彻底。10月，一直是中国金融界最重要的社团组织和喉舌的上海银行同业公会改选，领导权从职业银行家手中被剥夺，杜月笙、宋子良等人被选为理事，公会彻底变色，从此沦为政府的一个附庸。

于是，到11月3日，孔祥熙宣布进行法币改革，规定从次日起，全国的货币统一为法币。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一、统一货币发行权，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这三大银行拥有印钞权，其余所有银行都不得再自印钞票；二、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均用法币；三、废除银本位制，禁止白银流通，三个月内，无论个人或企业存有的白银都要兑换成法币，全部白银归国有以充法币准备金；四、法币与英镑、美元挂钩，实行外汇本位。从此，中国确立了统一的现代货币体制和金本位制。

还有一个要记录的细节是，就在启动法币改革的两个月后，孔祥熙又匆匆宣布新增第四家印钞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这也许是中国商业史上最奇特的银行，它的直属上司是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实际控制者是大家听到名字都要笔直立正的蒋委员长本人。很多资料显示，这家银行的业务并不是为农民服务，而是收取鸦片烟税的主要渠道，它有无限量的印钞权，其资金主要用于军事活动。更离奇的是，从来没有人清查过它的账目。有一次，英国顾问李兹·罗斯爵士提出要看一下账目，他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蒋介石当时的反应，后者很生气地说：“难道我有这么一点自由都算是过分的吗？”

在民国金融史上，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并称“四大行”，通商、四明、中国实业和陈光甫的上海银行并称“四小行”，国民政府和孔宋家族控制其中7家之后，民间再无话语。在1936年，“四大行”在全国164家银行中，实收资本占42%，资产总值占59%，发行钞票78%，纯利润占44%。其后，国营力量有增无减，到1947年，全国银行存放款总额的90%以上已被其控制。

11月的法币改革之后，陈光甫等人还有过最后一次挣扎。他以“适应金融统制的环境，另辟新途径以谋发展”为理由，集结各民资银行发起成立一个“不动产抵押银行”，试图以各家的不动产为抵押发行债券，参与流通，以形成一个国营体制外的结盟力量。这个方案报到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后，孔祥熙只使了一个招数就让陈光甫等人知难而退，他提出必须由央行董事宋子良担任该银行的经理，否则立案不能成立。陈光甫不愿作茧自缚，只好悻悻然撤回申请。

 

把“四大行”“三小行”的印章一把抓到手后，“哈哈孔”再也听不到讨厌的杂音，他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想法管理国家了。不过，这位财政部长的唯一本事，好像就是不断地发公债和印钞票，同时忘不了往自家的地窖里搬钱。

从1927年开始，南京政府就一直不停地靠发公债度日。在1932年的公债暴跌风潮中，宋子文曾经公开承诺，公债偿本支付的期限再也不会改变。到1935年年底，政府的到期未偿付公债额为12亿元，为此支付的本息达1.26亿元，孔部长显然不想掏——或者说他也掏不出这笔钱，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1936年2月1日，财政部宣布将要发行14.6亿元的“统税库券”。这笔公债要用来将各种已发行的证券兑换回去，它的年息还是6%，不过偿还期则要更长。

这个方案十分流氓，好听一点是“寅吃卯粮”，难听点就是让猪再吃一次自己的蹄。消息一公布，银行界和持券人大为愤慨，媒体上的讨伐之声响成一片，公债市场的价格应声大跌。2月中旬，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召开募债会议，孔祥熙拉来杜月笙和另外一个黑帮领袖张啸林与会，两个大流氓往那里大大咧咧地一坐，与会者只好乖乖地举手同意。让孔祥熙高兴的是，这次公债发行再也不需要跟张公权斗争了，几大银行都已在他的控制之下，它们承购了所有的库券。不久后，他又发行3.4亿元的“善后库券”，至此，南京政府的债务高达创纪录的18亿元。

除了发公债，孔部长还不断地印钞票。法币的流通量在1935年11月是4.52亿元，到1937年6月就增加到了14.77亿元，新增货币的一半是没有通货作保证的。

没有可靠的政府信用作担保的公债市场是一个无比危险的市场，不过对于孔祥熙等人来说，这却是最好的投机市场。在1935年之后，上海金融界出现了一家人人皆知、没有注册的“三不公司”。

“三不公司”的“董事长”是孔祥熙，“经理人”是财政部次长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和宋子良，徐堪和陈行不但是孔祥熙的亲信，还是宋霭龄的“桥牌搭子”，陈行同时更是宋子文的大学同班同学。这三人的名字各加一个“不”，就是“不堪、不行、不良”，是为“三不公司”。公司的“总部”设在外滩15号中央银行三楼的陈行办公室，陈行负责透露政府信息，徐堪具体电话指挥，宋子良则调拨头寸，他们的主营业务就是散布各种内幕谣言，操纵公债投机。

政府历年来发行的公债种类繁多，而且信用抵押薄弱，政策变更随意，于是给投机带来了巨大的空间。“三不公司”就利用自己的官府背景和中央银行的资金势力，暗中坐庄，时而哄抬，时而打压，让行情数日一大变，从中牟取暴利。其中，“九六公债”一案就堪称经典。1935年，“三不公司”通过大陆银行储信部、福大号钱庄对外散布传言，宣称“九六公债”即将停止交易，引起散户大恐慌，公债价格跌到每百元仅值6元，创下上海证券交易所黑板上有史以来的最低价。实际上，“三不公司”化成许多户头大量吃进，结果赚到手软。据当年曾参与其事的中央信托局储蓄处经理祝世康、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李立侠和孔祥熙秘书谭光等人回忆，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三不公司”从公债投机中获利超过3000万元。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有关政府大员“善于”捞钱的民间传闻就不绝于耳。1934年，大教育家，也是国民党元老的蔡元培在他的日记里抄录了该年12月26日上海《江南正报》的一篇文章，内称：“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3500万元，孔祥熙1800万元，孙科4000万元，张静江3000万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云。”据当代学者陈明远的换算，1935年1银元的购买力，约合2008年人民币60元。《江南正报》属左翼报纸，其数据未必足信，不过严谨的蔡元培将之抄录在日记上，可见事实轮廓大致如此。

 

在百年企业史上，1935年3月的孔张之役具有非常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甚至可以被看成是国营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一次大决战。千百年间，自有货币流通以来，中国民间的金融组织就没有被官方控制，特别是明清两代的钱庄、票号十分发达，成为社会自由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自1935年之后，政府突然将金融业收入囊中，自由经济之脉从此断绝。

美国学者帕克斯·小科布尔在《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一书中认定：“这次对银行界的突然袭击，就政府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来说，是南京政府统治的十年中最重要和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次大变化。”民国史专家王业键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评论说：“中国几个大银行家曾经是中国商界中最有政治影响的一批人物，如今他们的声望就这样被消除掉了。这个事情不仅表明了政府对中国金融界的完全统治，而且也说明了企业家作为一个有力量的阶层是终结了。”

经此一战，曾经意气风发、十分强大的上海银行家集团被打成一盘散沙，他们在过去30多年中所形成的独立性完全被裁除。张公权被逐出银行界，他后来投靠国民党系统内的政学系，一度当过铁道部长，却与金融再无因缘。很多年后，他在一份《自述往事答客问》中说：“政府当局把银行拿过去并把它们当作国库来利用，而我则认为，银行就是银行。”一度控制了半壁江山的“江浙财团”风光不再，陈光甫、李铭、吴鼎昌等知名银行家的地位大大下降，他们后来都进入国民政府任职，在孔宋的指导下工作，一直到抗战之后，才再度发挥了一些作用，这当然已是意料外的后话了。在并不遥远的8年前，正是靠了“江浙财团”的鼎力金援，浙江宁波人蒋介石和他的军事集团才得以立足上海，清除异己，确立政权。而在此次大收编过程中，几乎所有帮助过他的同乡和金主全部受袭，伤痕累累，这应该也算是一次命中注定的报应。

收获最大的当然就是以公权力为武器的密谋突袭者。

杜月笙靠“主持公道”换来了通商银行的董事长和中国银行的董事，他自己的中汇银行得以保全，后来成为获利最好的私人银行之一。白吉尔在《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一书中对这家银行的业务描述是：“它坐落在爱多亚路（后来的延安东路）的一幢豪华大楼里，主要作用是洗钱，把贩卖毒品、赌博与卖淫赚来的黑钱再重新流入正常的商业渠道。”此外，杜月笙还是三家日报和一家通讯社的董事长，其中包括发行量最大的《申报》，他还进入政府的法币准备管理委员会以及民间的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和银行公会。从此，这位神秘的黑社会领袖继虞洽卿、张公权之后，成为上海金融界乃至整个中国商界最有权势的人物，俨然成了民营资本的第一代言人，这种转换实在带有太强的讽刺意味。甚至有专家考证，如果不是两年后爆发了中日战争，杜月笙很可能成为上海市市长，这已经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

蒋介石的中国农民银行由幕后而到前台，一跃跻身“四大印钞银行”之一。孔宋更不待言，他们不但成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实际控制人，而且乘机大大壮大了自己的私人事业。在收编中，他们大肆吃进四明和中国实业银行的私人股份，构成了一个官商不分的经营格局。宋子文跟孔祥熙结盟，不但掠取了“天下第一大行”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宝座，还顺便拿下了广东银行。这是一家有22年历史、广东地区最重要的私人银行，在蒋介石从广东北上时，曾经给予北伐军很大的支持。在白银危机的后期，它一度被迫停业。宋子文承诺组织力量拯救这家银行，而条件则是他必须要当董事长，他的另外一个弟弟宋子安要当董事，他当然如愿以偿了。广东银行得救，它仍然是一个纯粹的私人银行，不过主人则是一个官商难辨的人。跟哥哥的操作手法类似，宋子良得到了中国农工银行。

从孔宋等人身上，人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观感：一个拥有绝对公权力却怀藏私心的名牌大学经济学博士，对于一国的经济来说，也许是最大的祸害。1935年3月是一个转折时刻，从此，强大的国营资本集团与身份暧昧的官僚资本集团结成了坚不可摧的利益同盟，它时公时私，左右逢源，形成了最恶劣的制度，最终败坏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纲常。

中国经济史专家杜恂诚在分析近代中国社会阶层排序时很精辟地论及：“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1935年之间的8年中，虽然政府早已有意对国民经济实施全面控制，并已有若干准备措施的实行，但总的来说，国民收入的分配还是以市场化分配为主的。从1935年政府实施金融垄断起，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阶层排序发生了变化，其唯一变化是特权官僚单独成为第一等级，上层工商业者变为第二等级，以下的社会层次序列不变。特权官僚之所以单独位列首席，是因为那时的国民收入分配已开始演变为以非市场化分配为主的模式，特权官僚利用对资源和信息的控制权，在制度制约和权力制约双重缺损的条件下，可以有比上层工商业者绝对领先的自利机会。管制权越多，信息越不透明，特权官僚自利的机会越大。”

孔宋的官商模式，甚至比晚清的盛宣怀模式还要糟糕许多。盛氏靠办实业起家，创建了众多支柱性产业，顺便夹带了不少的“私货”，这大抵算是“建设性腐败”。而孔宋则以金融投机为主业，对实业毫无兴趣，其行径是不折不扣的“掠夺性腐败”“破坏性腐败”。

 

到1936年，罗斯福的新政终于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美国经济从谷底爬了出来，国民经济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失业人口大幅减少，罗斯福因此在这一年成功连任总统。在艰难的经济转型过程中，美国的公司组织也率先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伯勒和米恩斯通过对200家美国大公司（其中包括42家铁路公司、52家公用事业公司和106家制造业公司）的调查发现，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变得日益明显，一种新型的公司治理制度正在诞生。一些不同于前辈的创业者也出现了。1936年，斯坦福大学的两个同班同学戴维·帕卡德和比尔·休利特在旧金山的一个车库里创办了惠普公司，他们在昏暗的灯光下通宵达旦地工作，发明并生产了各种小玩意儿。50多年后，这个车库被命名为“硅谷诞生地”。在这一年，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这是IBM在远东的第一个办事处。

罗斯福新政的成功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国家干预主义的信心。也是在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主义因此成形。这位曾经服务于英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批评了以前的工资和就业理论，提出有效需求是预期可给企业主带来最大利润量的社会总需求，而为了增加有效需求，必须由国家实行干预。罗斯福的新政模式与凯恩斯主义互为配套，成为主宰日后几十年西方经济思想的主流。碰巧的是，与凯恩斯主义背道而驰的另一个欧洲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也在这一年发表了《经济学与知识》，他提出了“知识分工”的概念，并一如既往地反对计划经济，他相信自由主义经济本身有一种自行趋于稳定的机能，反对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哈耶克的声音在当时遭到了讥笑，一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1988年，他写出了《致命的自负》，人们才认同他的观点：对高度计划经济的追求是理性主义者的一次“致命的自负”。

在欧洲，战争的阴霾开始出现。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崛起成为最强的国家，8月在柏林举办的第十一届奥运会成为希特勒展示国力和倡导雅利安人种优势的最佳舞台。他违背国际公约，出兵强行吞并了非军事区的莱茵兰地区，英、法两国居然视而不管。7月，西班牙爆发内战。德国与意大利签订联盟协约，不久后日本加入，从此形成了一个邪恶的“轴心三国”，它们将改变历史和自己的命运。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很悲观地写道：“在那些决定时代命运的巨大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恰恰是历史本身阻碍了那些同时代人对它们的认识，这仍然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法则。”两年后，他的国家被希特勒第一个吞并。在中国，偏据西北一角的毛泽东是最早看到这一历史可能性的中国人之一，他在7月15日预言，希特勒将在欧洲发动侵略。

美国和欧洲经济的复苏，也影响到了1936年的中国，自入秋以后宏观经济渐渐走出了大萧条的泥潭，开始呈现转暖的迹象。但是，工商业元气大伤，除了投机活跃的上海公债市场之外，其余乏善可陈。

在这一年，最让人担忧的还不是经济，而是越来越恶劣的战乱局势。日本在华北虎视眈眈，随时有南下入侵的可能。而蒋介石却还在全力“剿共”。9月，他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亲任总司令，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2月4日，蒋介石亲抵西安督战。9日，北京、西安等城市举行纪念“一二·九”的示威游行，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三日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是为震惊天下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美、英、苏及其他社会力量的斡旋下，蒋介石于两周后得释。他承诺与中共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国共内战暂告一段落。

1937年1月，胡适为《大公报》撰文《新年的几个期望》。他写道，“多年梦寐里害怕的一九三六，居然度过去了。我们在全国欢呼的喊声里送出了旧年，迎进了新年”，因此他的第一个期望是“今年必须做到宪政的实行”，第二个期望是“蒋介石先生努力做一个‘宪政的中国’的领袖”。

与乐观的胡博士相比，刚刚被赶出银行界的张公权则做出了一个悲观的预测。他把1936年的经济现象称为“螺旋形的通货膨胀”，他预言说，没有节制、不计后果的赤字政策将可能让国家在几年内破产。

不过，他们两人的期望或预言都没有变成事实，因为日本人的侵华战争很快就要全面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