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喀布尔的深冬美极了，尤其是在黄昏时分，夕阳急急坠落，赶着去西边的伊朗赴约；平时司空见惯的黄褐色烂泥屋此时也全都笼罩在皑皑白雪之中，踽踽穿过城外旷野的那些挎着卡宾枪的孤单身影，也被赋予了某种令人瞩目的史诗气质。此情此景之中，没有哪个异乡人能够忘记自己身在亚细亚。

沙·汗住在西边很远的地方，那是一座戒备森严的要塞，隐身于至少有十五英尺高的巨大围墙之后。高墙之内围着大片的土地，因此单单是修建围墙本身，就必定动用了数百名囚犯，耗费了数月之功。这座威严可怖的建筑上配有可以转动的炮台，自身还建有供祈祷之用的光塔，笼罩在景色壮丽、冰天雪地的科依巴巴山脉的阴影里，提醒着外邦人这座城市在冬季绝对不可能走得进来，除非他们愿意在倾斜的山口里赌上一条命，而每年那里都会有很多辆卡车不知所踪。

前来造访沙·汗的客人得通过城堡的门口，那里悬挂着一根门铃线，努尔·木哈姆德使劲地拉了一下，门铃发出一阵回声，穿透了寒冷的空气。一般来说，这样的沉重大门本该由年老的武士来操作，他们年轻时服侍主子，现在则是老得不中用了。然而，努尔再一次拽响门铃时，我却觉得自己听到了马蹄敲击地面的声音。随后，大门没有偷偷地被推开半寸门缝，也没有通常会出现的从门缝里暗中窥视访客的守门人，而是被蛮力“轰”的一声打开，出现了一位三十六岁的美男子，端坐在一匹正在刨地的白马上前来迎接我们。

“马克·米勒！进来吧！”他用英语喊着。他就是莫西布·汗，沙·汗的儿子，受教于牛津大学和沃顿商学院。他在外事办公室身居要职，但是今天他的打扮却像个有钱的山里人，他身着羊皮裤，昂贵的刺绣马甲，俄式皮毛长外套，还有一顶银灰色土耳其毡帽。他的脸刮得干干净净，眼睛炯炯有神，态度彬彬有礼，一个受过教育的阿富汗人最好的表现也不过如此。我以前与莫西布·汗交谈过几次，就发现他学识精深，风度高贵，自恃聪明。他个子高挑，身材苗条，脑袋很大，顶着一头他自己特别为之自豪的黑色卷发。我很尊重他，认为他是我所结交的人中最聪明的。

只要跟莫西布在一起，我总能重新体会到一点，即假若阿富汗的命运由阿富汗人自己说了算的话，将取决于山里来的那群大胡子毛拉能不能斗得过像莫西布这样，从牛津大学、索邦大学，或者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青年才俊。虽然对于这种角力胜负如何，我完全没有把握，但是显然不仅是我，而是大使馆里所有的人都暗自祈祷，希望莫西布·汗和他那群年轻的伙伴能够取胜。

“这是从哪里搞来的马？”我一边问道，一边走进那座巨大的院子，这里在19世纪频繁的围城战役中曾庇护过数千名民众。

“看看这个印记！”他喊着，探下身来与我握手。“抱歉带着手套，”他说，“但是我怕拿不住缰绳。”

他指着那匹马腹部左侧的位置，有个潦草的“W”深深地烙在毛发和皮肤里。

“我不明白。”我说。

“好好想想，米勒！”

“W，”我自言自语道，“我不记得哪家马场用这个印记。”

“往感情的方面想想！”莫西布哈哈大笑，“想想！再想想！”

我猜不出来这个像密码一样的印记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当努尔·木哈姆德开着吉普车靠边开进院子的时候，这匹马受了惊，冲到了白雪覆盖的草原上——把这么一片巨大的草地称作花园实在是太荒唐了——使我恰好能够好好观赏一番莫西布的精湛马术。他把猛跑着的马儿拉回到吉普车旁边，让它熟悉汽车发动机的声音，然后一人一马敏捷地跳到我身旁，他用双手拢成杯形放在我的右膝旁，这几个动作一气呵成，精彩绝伦。“你来骑！”他命令道。

在阿富汗，有一件事情是外邦人怎么也习惯不了的：明明是一个文雅的阿富汗人，却总是一副蛮横的颐指气使的派头。“你来骑！”朋友一发话，你就会觉得如果还不立刻飞身上马，那威力无边的卡宾枪可就要开火了。于是我抬起右脚踏进他拢成杯形的双手里，奋力向上跳起以配合他强有力的一扶，然后稳稳坐在白马身上。

我曾在格罗顿公学上过马术课，骑术还算过得去，但是我很快就发现自己显然没法号令胯下的这匹牲口。这匹野性未脱的马儿偏偏还就喜欢背上驮着什么人，它在巨大的院子里尽情驰骋，极力用它的步伐来配合我的动作。我暗自思想：这马想吓唬我，但是又不想甩掉我，否则就没人给它吓唬着玩了。它并不是完全不理会缰绳的指令，但是也不愿意按着指令快速反应。这畜生想必像个任性顽童似的想着：如果我不理这个骑手，他就会放弃。但是我用动作逼着它听从我的指挥，这匹马也就慢慢地适应了我的命令，但是多少还有点不服气。这匹马非常出色，我把它引回吉普车那里，莫西布·汗正站在车旁跟努尔·木哈姆德说话。

马儿接近那辆没熄火的吉普车时，莫西布突然把手伸向油门按了下去，于是，发动机发出了一两声爆炸般的巨响，把马儿吓得一蹦老高。幸运的是我还没放开缰绳，只好拼命地抓住绳索好把这受惊的畜生给稳住。我对莫西布这种胆大妄为的举动大为光火——为了训练他的牲口，竟然将我置于危险的境地中——我没多想就把鞋跟踩进了白马的侧面腹部，然后我们在院子的开阔地上驰骋起来，转弯、扭身、跳跃，玩了好几分钟。尽兴之后我把马儿带回吉普车，严肃地说：“努尔·木哈姆德，关掉引擎。”

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执行命令，莫西布·汗又一次按下了车门旁边的油门踏板。这一次我稳稳地控制住马儿，然后把缰绳扔回莫西布手里。“是匹好马。”我说。

“你是个好骑手，米勒。比我认识的任何美国人都强。”我哈哈大笑，他又问道：“你没猜透那印记的意思？”

“阿富汗人的心思，谁能猜得透？”我开了个玩笑。

“我反正猜不透，”莫西布承认，“但是你猜不透，我倒是觉得奇怪。”

“你从哪里弄到这匹马的？”我们朝着正宅走去时，我又问道。这座正宅是一座雄伟的、四周围有泥墙的堡垒，周围簇拥着十二三座较小的建筑物。

“有些商人把它从北方运过来。说是从俄国的奥克苏斯河那里弄来的。那天我跟一个俄国大使馆的人出去，这匹马的确好像能听懂俄语的指令。”

“这牲口棒极了，”我说，“管他是不是俄国种。”

莫西布·汗领着我穿过正宅那道结实的大门，那里的泥墙至少有三十英寸那么厚。我说：“这么厚的墙，夏天一定很凉快。”

莫西布回答说：“不光是凉快，这些泥墙禁得起英国大炮猛攻十一天。”他指着墙上的斑点，那是一个个深深的弹坑。他做出主子的样子，郑重其事地想了想，指定了一个地方，让努尔·木哈姆德在那里等着我，然后带我去见他的父亲。

沙·汗——这个名字可以翻译成英语里的“先生阁下”，其实不能算一个名字——是一位清瘦的贵族，已经连续辅佐了三位国王。他身材修长，头发花白，胡子经过精心修剪，身上穿的昂贵服装是在伦敦量体定做的哈里斯牌毛料衣服，并且在马甲外面挂着沉重的金表链。他通常讲波斯语，但是跟外国人，他更愿意说法语，因为他曾在索邦大学就读；但是他还会说流利的英语、德语，还有在乡村通用的普什图语。像所有受过教育的阿富汗人一样，沙·汗认为法国是文化艺术的发源地，德国是军事指挥技术的故乡，美国只会发明罐头，英国则是骗术的始祖。然而，阿富汗正是与英国保持着最为密切的关系，正如一位憎恨妻子的丈夫，一旦被对方抛弃还是会感到若有所失。

沙·汗对我特别有好感，他对其他美国人不说真心话，却愿意对我吐露心声，部分是因为虽然我不会说波斯语，但我能讲法语，这样他就能享受用法语外交的乐趣，他认为只有用法语才能施展外交手腕。今天我们说的就是法语。

谈话所在的房间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要想了解这个国家的任何现状都得从这个房间说起。这里曾经发生过改朝换代、惊心动魄的谋杀案，熬过旷日持久的围城战，召开过秘密会议，最奇特的是，沙·汗还在这里主持过基督教婚礼。从欧洲背井离乡来到这里的人要想跟各国使馆的女基督教徒结婚，都只能在这里举行婚礼，因为在喀布尔要找到基督教牧师可是难上加难。

房间本身就是个坚固的堡垒，由德国设计师建造，由只卖顶级货的丹麦商人负责装修，房间的装饰品交给法国人包办，光是运费就花了一万一千美元。其中一面墙上挂着一幅毕加索的作品，但是法国人不管怎么设计，都改变不了它那种日耳曼人特有的厚重之感，但它仍然是个典型的阿富汗人的社交沙龙。

从哥本哈根运来的矮桌上放着《伦敦插图新闻》《曼彻斯特卫报》《新闻周刊》《读者文摘》，还有六七本法文杂志。靠墙立着一架巨大的留声机，配着好多个扬声器，因为沙·汗和他的儿子莫西布都热爱音乐。另一面墙上是英国、意大利、法国和美国的大百科全书，还有五六种不同语言的小说。

沙·汗本人跟这间房屋一样具有典型的阿富汗特色，他单刀直入地问道：“你想谈什么？”

我拿出皮质公文包给他看，然后回答说：“我们的政府要求我们汇报艾伦·杰斯帕现在在哪里。”

“这件事他们已经忙乎大半年了。”沙·汗没有直接回答。他深陷在一把皮面椅子里，这把椅子由他的祖父购于柏林。就连法国人也没能将它驱逐出去，但是设计师还是想办法把皮面染成了难看的大红色。

“但是这一次，阁下，不光是政府要求我们汇报。还有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

“参议员很重要吗？”阿富汗老人没有正面回答。

“这个，”我嗫嚅道，“这么说吧，在美国，参议员的地位与您在喀布尔的地位相当。假使您向驻巴黎大使馆提出要求，难道您不希望听到回复吗？”

“我当然想听。莫西布，你认识那个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吗？”

“是哪一个？”莫西布马上回答。他快速说出了两个参议员的名字。“我对他们两人都有好感。”

“他们地位重要吗？”他父亲问。

“非常重要。”莫西布回答。他在阿富汗人中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位，身为虔诚的穆斯林教徒可是却喝酒精饮料，还给我倒了一杯威士忌。他的父亲则是老派穆斯林教徒，儿子喝酒居然喝到基督徒跟前来了，非得教训一下不可。于是他用普什图语严厉地批评了几句，然后我也用普什图语回答道：“请您责怪我吧，阁下大人。”这提醒了他我不仅会说法语，也会说阿富汗当地语言，老头的态度稍微好了点。

“米勒先生，你认为眼下必须有所行动。”

“确实，否则我们会受到处罚。也许可能会被召回国内。”

“让我们忍受已知的恶魔，而不要逃向未知的邪灵。”沙·汗引用哈姆雷特的台词，用法语回答道，“关于这个不幸的女孩，你掌握了新消息没有？”

我跟沙·汗，还有他那位机灵的儿子讨论了使馆目前掌握的有关艾伦·杰斯帕和纳兹鲁拉的消息。1942年的秋天，阿富汗政府从喀布尔派遣了一名优秀的年轻人前往费城，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沃顿商学院学习商科。这个叫纳兹鲁拉的年轻人只有二十四岁——比莫西布·汗年轻八岁——出身于良好的喀布尔家庭，他聪明、英俊，还拥有巨额开支账户供他随意支配，足够他从费城的二手车经销商那里买了一台漆成了红色的凯迪拉克折篷轿车。

这个年轻的阿富汗人在费城的社交界大出风头。到处都看得见他的影子——不管是在马里昂、布林莫尔，还是纽霍普。与此同时，他在德国获得的工程学学位为他在沃顿商学院获得优异的成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莫西布补充道：“虽然热衷于社交活动，纳兹鲁拉却是个优等生。我对他盯得很紧，因为我那时在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

“纳兹鲁拉跟你在沃顿商学院不是同期？”沙·汗问道。

“不是，”莫西布解释说，“您不记得了？您把他送到沃顿正是因为我在那儿干得不错。”

我激动地指着莫西布，用英语喊道：“正是！W就是沃顿的意思！”

“没错！”莫西布喊着回答道，我们两人都举起了酒杯。

“这些蠢话是打哪儿说起的？”老沙·汗仍旧深陷在他那把红色的皮椅里。

“您的儿子用W标记他的白马，以纪念他在沃顿获得的学位。”我解释道。

“荒唐透顶。”沙·汗低声吼道，显然对他儿子喝酒弄出很大的声音感到烦躁。

“纳兹鲁拉在美国得到了半打工作机会，”莫西布补充道，“但他还是选择了回国帮助我们。”

“他在哪里遇到的那个杰斯帕姑娘？”沙·汗问道，用手捻着他的金表链。

“那年月，”莫西布提醒我们，“还没有这么多美国男人可供选择。纳兹鲁拉他……”

“他姓什么？”我插嘴问道。

“就叫纳兹鲁拉，”莫西布回答道，“像很多阿富汗人一样，他没有姓。咱们还是说那个女孩子。她在布林莫尔学院读低年级。我认为他可能是在梅丽恩打网球的时候认识她的。那姑娘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赛特，是个好人家的孩子。”

“那是什么地方？”我问道。向阿富汗人询问美国地理的问题让我感到很别扭。

“那是宾州乡下的一个小镇，”莫西布解释道，“在费城北面。”

“他们不是在多赛特结婚的。”我对沙·汗解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