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记

中国人熟悉高尔基，大多是因为他被视为“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小说《童年》最早于上世纪70年代就被译介到中国，时至今日，许多人谈论起这本书，还时常将其与“十月革命”联系在一起。而实际上，《童年》创作于十月革命前的1913-1914年间，小说所描绘的，也是十月革命爆发三四十年前的俄罗斯社会下层人的生活状态。

假如我们抛开意识形态不谈，单纯从文学角度看，无论是《童年》自身的文学成就，还是高尔基本人的文学成就，都足以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高尔基曾先后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在整个俄罗斯文学史上，他的作品出版数量在所有俄罗斯作家中排名第三位，仅次于托尔斯泰和普希金。与其说《童年》是作者高尔基本人的自传，不如说这是一幅当时俄罗斯小市民的群像：有勤劳善良的外祖母、老实本分的外祖父、善良而温顺的母亲，两个不争气却又自私自利的舅舅和他们顺从、麻木的儿子；除了家人，书中其他人物的形象同样鲜明得呼之欲出：小茨冈的纯朴乐观、老师傅格里戈里的正直、以及“好事情”的睿智和远见，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童年》中的每一个人物，其实都已经不是单纯的个人，而是那个年代的某一群体的代表，外祖父的整个家庭和与之相关的各个人物，则是沙皇时期俄罗斯小市民社会的一个缩影。

大约十年前，我作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常驻俄罗斯的记者，曾因工作关系行走于二十余座俄罗斯城市，包括《童年》中提到的下诺夫哥罗德（苏联时期名为“高尔基市”）、彼尔姆等地。其中，下诺夫哥罗德我曾先后去过三次。因此，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也勾起了我的许多回忆。

例如，当年我曾拜访了下诺夫哥罗德三个高尔基故居、博物馆中的两个。其中一个是高尔基1902到1904年间居住的地方，当时的高尔基已经是著名的大作家，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因此从这栋建筑里已经寻找不到《童年》中的印记；而另一个，就是高尔基的出生地，被当地人称为“卡希林小屋”（卡希林是高尔基外公家的姓）的地方。由于过去了十年，我已经记不清那次造访的全部细节，但还能记得那一栋低矮的木屋，与《童年》中描述的“这是间小屋，屋里只有一扇窗户；墙角处有座神龛，里面摆有许多圣像”非常相似。还有一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在“卡希林小屋”里，保存了上百本自1914年起被翻译成各种语言的《童年》。

当年还曾发生这样一件趣事：我第一次造访下诺夫哥罗德，就是为了完成一篇有关高尔基的报道。当时我刚刚到俄罗斯常驻工作不久，对俄罗斯的很多规定还不熟悉，因此在下诺夫哥罗德入住酒店时，没有按当地法律规定随身携带“出入境登记卡”（Миграционная карта），结果被警方例行公事地请进了警察局协助调查。在出示了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司给我签发的记者证之后，当地警察并没有难为我。他们得知我是来这里了解高尔基的故事时还笑着告诉我，警察局所在的这栋老建筑，就是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中很多情节发生的地方，在这座城市里，几乎到处都是高尔基的影子。

另一个有趣的回忆是，在翻译过程中，读到“пермяк соленыуши”（咸耳朵的彼尔姆人）一词，不由得想起十年前我造访彼尔姆时，入住酒店门前的广场上，就恰好有一座名为“咸耳朵的彼尔姆人”的雕像：一位摄影师用老式的摄像机拍摄一对巨大的耳朵。当时，我曾好奇的向路人打听“咸耳朵”一词的来历，得知这是对彼尔姆一带居民的绰号，因旧时当地工人背驼盐袋时盐粒经常撒到耳朵上导致耳朵红肿而来，久而久之，便成了当地的文化符号。一个俄罗斯俗语，时隔十年，两次以不同的方式进入我的生活，想来也颇有意思。

最后还想与读者分享的是，高尔基在《童年》的第一页写下“给我的儿子”，或许是希望用这本书告诉儿子自己童年时的苦难和坎坷。巧合的是，我的女儿也恰好是在我和太太一同翻译《童年》的过程中出生的。太太和我一样，都多年学习俄语，从事中俄翻译，我们两人也是因俄语而相识、相知。即使在怀孕和哺乳期间，她还时常要抽出时间来帮助我审校、查找资料，或是和我讨论如何翻译的更加准确和优美。在翻译本书时，我时常感觉，那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和太太在共同孕育着两个生命：一个，是我们的女儿苑沐晨；另一个，则是这本《童年》。

苑听雷

2016年9月，北京

伏尔加河是俄罗斯人的母亲河，她连续起高尔基的童年经历，贯穿在他一生的记忆之中。

俄式暖炉通常砌在厨房，集炉、灶、炕于一体，是旧时俄罗斯家庭生活的中心。诸多俄国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礼仪典礼都与之密切相关。

给我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