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军国主义思潮

不可否认，公然倡导“和平主义”（该名称首次出现在1901年）是20世纪初最失败的政治举动。但是仅仅考虑那些自称和平主义者的人，着实是低估了欧洲反军国主义的广泛影响。

在英国，自由党分别于1906年、1910年1月和12月赢得选举，连任三届（第三次当选被公认为得到了工党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其对手显然是更倾向于军国主义的保守统一党。新教徒的信仰、科布登主义者关于自由贸易和和平的信念、格莱斯顿的拥护者关于用国际法替代现实政治的意图，以及一些元老们对过度军费开支和庞大军队的厌恶，这些自由主义的传统暗含着和平的政治意图。这些政策不仅是一个政党能连任的大好噱头，还能分散人们对爱尔兰争端以及议会改革等棘手问题的注意力。相比之下，爱德华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则对公共财政的分配问题、一些“社会性”问题以及那些很有影响力的理论甚为关注，这些理论包括J·A·霍布森关于金融利益集团、帝国主义与战争之间的恶性关系的论证，以及H·W·马辛厄姆关于秘密外交、平衡各势力的虚伪教条的危害的理论。这样的观念在自由主义媒体上频频曝光，尤其是《曼彻斯特卫报》、《演讲家》和《国家》等。

有些自由主义作家却不像想象中那么倾向和平主义。1914年以前，自由主义者最为熟知、广为流传的是诺曼·安杰尔的小册子《大错觉》（1910年以该书名首印）。这本书以其浅显的理论成为和平主义者为其思想辩护的工具。在书中安杰尔写到，从经济角度看，发动战争是不合理的。军备造成超支的财政负担，从战败国那里揩油、索取赔偿更是难上加难，“贸易绝不能被军事力量摧毁或控制”，殖民地也不能被视为财政来源。“究竟什么才是国家之间友好行为的保障？”安杰尔不禁发问。“其内部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不仅是经济领域的，还涉及方方面面——使得以不正当理由入侵他国的侵略者只能自食恶果。”此外，从社会角度看，发动战争仍旧是不合理的，因为将各个国家维系在一起的共同利益远比各个社会阶层的共同利益更加不现实：

真正的冲突根本没有发生在英国和俄国中间，而是所有奉公守法的人民的利益——可能是英国人或俄国人，与充满压迫、腐败堕落的无能之国的矛盾……我们可以看到在英德两国的军队或政府之间发生的任何一场冲突，其最根本的原因存在于双方国内的民主与专制的矛盾、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或是进步力量与反潮流倾向的矛盾。具体视每个人的社会阶层认同感的不同而定。

安杰尔还对征兵有利于提高国家的道德感这一说辞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相反，征兵意味着“在没有真正的德国士兵介入的情况下，将英国德意志化”。后来他成为国际联盟的忠实支持者和工党议员，并于193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所有这些都为其《大错觉》一书赢得了倡导和平主义的美誉。

然而这些赞誉是经不住推敲的。首先，安杰尔写这本书时，还忙于其他事宜。他受雇于炒作大王《每日邮报》欧洲版的编辑诺思克利夫，并且阅读了一些颠覆大众印象中天真的和平主义者形象的文章。因此在《大错觉》第一部分第二章中，他描述了“德国的侵略梦想”，并总结说，“英国部队败退后，德军进攻英国”的后果可能会导致“4000万人陷入饥荒”。无独有偶，第三章中他又提出质疑：“如果德国吞并了荷兰，到底是德国更受益些还是荷兰人？”他在第四章也表现出了同样的疑问：“如果一位德国入侵者抢劫了英国的银行，将会发生什么？”为了在第六章证明“英国……并不拥有自治的殖民地”，并且这些殖民地也不是“财政收入的一个来源”，安杰尔再一次发问：“德国就能做得更好吗？这个国家竟然为如此无谓的尝试大动干戈，着实令人难以置信。”换句话说，安杰尔实际上要表达的内容是，德国对英国进行军事挑战是不理智的行为。

他还指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去侵犯大英帝国，这对于其他国家都一样有好处。“大英帝国，”安杰尔自豪地称，“其大部分领土是由一些实际独立的郡县组成的，它们的行动是不受帝国控制和管辖的。也正是考虑到它们的利益，帝国放弃了武力手段。”此外，英国能够保证“建立在自由意志基础上的贸易”，因此，与那些铁血暴政统治相比，“经济力量的抗衡”更被人们所提倡。他做出了如下的总结，其真正意图也随之显现了：

在这件事情上，全世界要将英国的实践和经验作为典范……大英帝国对整个欧洲社会的支配原则将是这本书急切想要告诉大家的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依靠武力征服来推动历史进步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没有想法和理念的支撑，社会就无法进步。特殊意义上讲，那些集团间的自由协作原则是由英国提出的，因此领导整个欧洲前进的重任就落在了英国的肩上……

换句话说，《大错觉》一书摇身一变，成了矛头直指德国的自由帝国主义的小册子。成书于英德关于海军问题和“间谍狂热”较量的白热化时期，它旨在提醒和警告德国放弃其挑战英国海军力量的想法。这本书的真正意图（从其获得的和平主义声望来看）——德国将成为英国的手下败将——被其和平主义的措辞方式所掩盖了，人们几乎察觉不到。但不是所有人都被蒙在鼓里。伊舍子爵，这位英国国防委员会要员，他的“愿景”（正如他在1911年1月所记录的）乃是“保持大英帝国海军的绝对权威”，就盛赞安杰尔的观点。海军上将菲舍尔将《大错觉》称为“天国赏赐的精神食粮……所以我们来享用安杰尔（英文与天使一词同形）的恩赐吧”。《每日邮报》首席作家、助理编辑H·W·威尔逊在向诺思克利夫轻蔑地评价这本书时也确切地指出：“他聪明至极，恐怕没有人能写出一本更出色地捍卫自己论点的书了。虽然说服不了我，但希望它能更好地愚弄那些德国佬吧。”

然而在偏向“左翼”的工党中，却存在着真正的反军国主义的和平人士。芬纳·布罗克韦1914年完成的戏剧《恶魔的生意》（The Devil’s Business）生动地预言了发生在数月后阿斯奎思政府的参战决定，但他将内阁仅仅刻画成国际军需工业的爪牙。“兜售死亡的商人”同时也成为诺埃尔·布雷斯福德1914年出版的《钢铁与黄金的战争》（The War of Steel and Gold）所抨击的对象。基尔·哈迪与拉姆齐·麦克唐纳投身于英国工党运动，与其他成员一样，他们坚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能够阻止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与此同时，麦克唐纳以敌对的眼光看待沙皇专政统治下的俄国，而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却表示欢迎，这也使得他一直反对格雷1914年前对德采取的敌对外交政策。他在1909年称，社会民主党“从来没有为德国发展海军捐过一分钱”，并且该政党正“尽其最大努力……在德国与我们之间建立起友谊”。这一亲德思想在费边主义者中传播开来，甚至，费边主义者不但支持社会民主党，还认为英国应该模仿德国的社会保险体制。悉尼和比阿特丽斯·韦布正计划进行一次为期6个月的德国之行，研究“德国国家行为的发展，与他国的协作、贸易联盟以及专业性组织的发展”，战争便于1914年8月爆发。他们只在7月时大费周章地与以G·D·H·科尔为首的仿佛宿醉未醒的牛津派“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讨论了建立社会保险体系的优点。作为瓦格纳的疯狂崇拜者，乔治·萧伯纳在1912年“为与德国签订协约而大声疾呼”。第二年，这一主张变成了典型的萧伯纳式的反战三方联盟（英、德、法）的提议；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双重安排：“如果法国攻打德国，我们就与德国联手挫败法国；如果德国攻打法国，我们就与法国联手挫败德国。”

亲德思想在战前的英国国内的影响力不仅局限在“左翼”人士中。德国自由主义者哈里·凯斯勒伯爵呼吁英国和德国的知识分子之间相互交换书信，并得到了双方学者的签名支持，英国这一边是托马斯·哈代和爱德华·埃尔加，德国一方的代表是西格弗里德·瓦格纳。由此可以看出，音乐在这一建议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14年春季，考文特花园上演了至少17场《帕西法尔》，瓦格纳其他的歌剧如《名歌手》、《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以及《女武神》等也频频上演。尽管战争已经爆发，1914年的逍遥音乐会上还是少不了德国作曲家的曲目：贝多芬、莫扎特、门德尔松、施特劳斯、李斯特和巴赫等。很多英语文学作家都有德国血统，的确，他们都拥有德文名字：西格弗里德·萨松，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受洗礼前名为约瑟夫·利奥波德·福特·马多克斯·许弗），罗伯特·兰克·格雷夫斯（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的大外甥）。

格雷夫斯在查特豪斯公学发现其母亲的国籍成为他的“社交大忌”，便下定决心“拒绝身体里的德国元素”。与此相反，在那些古老的大学中，亲德的思想和行为比比皆是。大家都对剑桥大学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反战立场耳熟能详，但牛津大学在战前的事迹却鲜为人知。至少有335名德国学生在1899~1914年期间注册成为牛津大学的学生，在1914年战争爆发前还有33人仍旧在此学习，这其中有约1/6还获得了罗兹奖学金。这些德国籍的牛津学生中，有普鲁士大臣霍恩洛厄的儿子，有海军中将莫里茨·冯·黑林根的儿子以及德意志帝国前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儿子（贝利奥尔学院，1908届）。还有很多大学生俱乐部，如“汉诺威俱乐部”、“德国文学社”、“盎格鲁–日耳曼社会”等（这些俱乐部的会员数在1909年达到了300人），这至少证明了有一部分英国大学生属于日耳曼“精神”与牛津“文化”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势力。1914年，在牛津获得博士学位的大多数人都是德裔学生，如理查德·施特劳斯、路德维希·米泰斯（德累斯顿的古典主义者）、利赫诺夫斯基王子、大使以及萨克斯–科堡–哥达王朝公爵，还有奥地利的国际律师海因里希·拉马施。1907年，甚至德皇本人也获此殊荣。在经历了很长一段让他蒙羞的时间后，20世纪80年代，他在校活动的画像又重新以荣誉校友的名义被悬挂在考试学院的墙上。

就读于牛津的德国学生中，有高达28%的人出身贵族。这一事实提醒人们，德国和英国的上层贵族之间的（血缘）关系是相当亲近的，特别是皇室家庭。有一半德国血统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嫁给了她具有纯正德国血统的堂兄，即萨克斯–科堡–哥达王朝的阿尔贝特。在女王的众多女婿中，有德皇腓特烈三世，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克里斯蒂安王子，以及巴滕贝格的亨利。另外，德皇威廉二世、普鲁士的亨利王子都是她的孙辈。类似的血缘关系也发生在一些金融精英身上，具有德国血统的银行巨头中不仅有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包括施罗德家族、胡特家族以及克莱因沃特家族；特别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至今还与其在德国的亲属保持联系。罗斯柴尔德男爵迎娶了一位在法兰克福出生的亲戚，他们的儿子查尔斯娶了一位匈牙利人作为妻子。

尽管和平主义在德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社会民主主义在“消极一体化”（面对国家的集体控诉而使之逐渐成为一体的趋势）的影响下十分脆弱，但事实告诉我们，只有一小部分德国人是军国主义者，而且这些人中也只有很少的人仇视英国。1906年，比洛首相有效地推迟了那场可预防的战争，除非“出现能够激发全民的事由”。1912年12月，在德皇所谓的“军事会议”上，所有出席会议的军事领导人都在猜测，是否塞尔维亚问题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个“理由”；1914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对象当然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而是普通民众）显示，在巴尔干问题上，尝试以本国利益为说辞来煽动普通民众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了。与激进民族主义联盟组成的德国并行的，还有“另外一个德国”（用杜克斯和雷马克的话说）。在这个不一样的德国，那些追求卓越和真理的大学、如雨后春笋般诞生的地方议会以及独立思考的报社编辑的数量，都堪比战争的最后一个参战国——美国。

除此之外，德国还有组织非常有序的工人阶层，他们的领导人是军国主义最激烈的批判者。我们不能忘了，社会民主党可是德国战前最受选民拥戴的政党（该政党同样吸引了一大批中产阶级选民）。一直到1914年，社会民主党都坚持反对军国主义的立场；的确，它最光辉的一次胜利是在1912年，它激烈地抨击“为军国主义献上面包”的行为，指向用德国人民的间接收税来为与日俱增的国防开支付账（详见第五章）的行为。社会民主党在1912年一共赢得了425万张选票，占总投票数的34.8%，第二帝国没有一个政党曾经赢得过如此高的得票率。相比之下，民族自由党——最奉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最支持增加军费投入的政党——其得票率只有13.6%。

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中，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反军国主义呼声最高的一位。对他来说，军国主义是一种双重现象：德国的军队曾经是获取海外资本主义利润并试图控制国内工人阶层的工具，这一目标直接通过高压政策、间接通过军国主义教化来完成：

军国主义……肩负着保护上层社会、保护资本主义以及镇压工人阶层为自由而发起的运动等责任……在这个由罕见的半专制主义者和封建官僚控制下的德国，普鲁士军国主义借机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发展模式。

（当李卜克内西在1919年1月试图发动一场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时，被士兵杀害，这也似乎验证了该理论的合理性。）

尽管社会民主党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以失败告终（它没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然而却为后世对该问题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然而有悖常理的是，德国社会的反军国主义人士为数众多，每个人都热情高涨，以至于让我们开始相信这些关于德国军国主义的抱怨，而没有认识到他们那聒噪的抱怨反倒证明并强化了与其相反的立场。因此，市面上充斥着的关于德国军国主义的文学作品中，并不是所有作者都承认其作品根植于“左翼”政党的宣传语。根据马列主义传统进行写作的历史学家们直到1989~1990年还在重述李卜克内西的观点：军国主义表现了“中产阶级与容克结成同盟的侵略性特点”，是他们“反动而危险的对抗”的写照。

但更具有影响力的是埃卡特·克尔的非马克思主义分析。作为德国的霍布森，克尔赞同战前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在威廉统治下的德国，存在着一个由平均地权者和工业实业家组成的阵营，共同推动了军国主义政策的制定。他总结出这个阵营的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与其他实业家和反动资本家集团相比，普鲁士贵族阶层更胜一筹；第二（在这一点上他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相似），军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自治国家制度产生的。换句话说，他的论点为今后官僚政治和政府部门的利己主义以及阶级利益留下了余地。然而，这些条件还不能将克尔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清楚区别开来。当他与自己最基本的理论观念——一切外交政策的制定都要服从于国内的社会、经济因素和条件——彻底分道扬镳后，才完全与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统一了步调。

克尔的论点在他英年早逝后很快就被德国历史界所淡忘了。直到20世纪60年代，汉斯–乌尔里希·韦勒才给予它重生，并得到了弗里茨·菲舍尔的赞同。根据韦勒撰写的关于威廉德国的经典“克尔式”教科书，军国主义的诞生不仅出于经济因素（军队与工业的缔结），同样是针对社会民主的最后武器以及重振民族沙文主义的手段，以将人们的视线从帝国的“反民主”政治体系中转移到其他方面。

诚然，侵略性的外交政策能够帮助德国政府克服其自身政治危机这一观点并不是克尔（或李卜克内西）子虚乌有的臆断，而是一项真实的政府策略。当时的普鲁士财政大臣约翰内斯·米克尔以及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前任比洛都致力于鼓吹战争，以期加强政党在议会中的地位（保守党以及民族自由党），正如俾斯麦之前的所作所为。1914年时真有人相信战争可以“加强家长制的命令和心理”，并“让社会民主的发展进程偃旗息鼓”。

但这一切是需要条件限制的。“左翼”人士认为“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可以淡化国内的政治挑战”，显然这一论点并不是德国右翼分子的创新举措；从拿破仑三世的法国开始，它似乎就已经成为一种陈词滥调，并在世纪之交几乎成为帝国主义政策信手拈来的说辞。此外，有时候，在德国政客、将军、重农派和实业家之间的争论远比外界认为的要少。有个很典型的事例：至少有两位民族自由党农村候选人（帕舍和德维茨）在当地农业联盟支持者的逼迫下，被迫辞去了在陆军社团的职位，原因是农业联盟认为陆军社团关于扩大军队的建议既危险又激进。这就表明了很重要的一点：就算是在普鲁士保守主义者内部，也有反军国主义的声音。同样，我们也不能把1914年7月~8月期间在波茨坦和柏林所做的宣战决定归咎于受到激进的“国家反对者”的影响。正如贝特曼对极端保守主义的评价，“这些白痴只会左右人们无法执行外交政策”；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发生时，时任外交大臣的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被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控制下的媒体的过度要求步步紧逼，陷入尴尬的局面。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连续几任德国宰相都意识到，军国主义必会卷土重来，特别是如果发动战争的话。比洛曾在1908年对皇储说过这样的话：

现如今，除非整个民族都被战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说服，否则人们是不会相互杀戮的。一场轻而易举就被挑唆起的战争即便胜利了，也会对参战国造成负面影响；而如果是惨败而归，那么一个曾经的王国将会被毁于一旦……

1914年6月，比洛的继任者贝特曼·霍尔维格准确地预计到“一场会带来无可计量后果的战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强社会民主主义的进步，因为这些人鼓吹和平，并支持推翻王朝统治”。他们两人都对1905年的俄国革命记忆犹新。正如俄国内政大臣彼得·杜尔诺沃在1914年向尼古拉二世进谏的那样：“如果战争的情况继续恶化下去，那么一场极端的社会革命便是箭在弦上了。”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军国主义在欧洲政治中并不起主导作用。事实恰恰相反，它的政治影响是每况愈下的，而这不仅是民主化进程导致的直接结果。下面的表1–1向我们展示了19世纪下半叶主要国家公民选举权的发展情况，表1–2则说明大部分未来参战国中反军国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在选举中的重要地位。

表1–1 1850年和1900年下议院中有选举权的总人数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Goldstein，Political Repress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pp.4f.

注：大学生选民大概占到总数的40%~50%。

表1–2 战前若干欧洲国家中社会主义者选民数

资料来源：Cook and Paxton，European Political Facts,1900~1996，pp.163~267.

1914年4月的法国大选中，“左翼”重新占据上风，普恩加莱不得不让社会党人勒内·维维亚尼当选政府总理。（人选原定为卡约，但其妻子为了阻止媒体出版其丈夫写给她的若干封信，而涉嫌杀害《费加罗报》的首席编辑，此事也影响了总理人选。）亲德派的社会党人士让·饶勒斯在当时红极一时。在俄国圣彼得堡的大型工厂普提洛夫举行了一场长达3周的大罢工，这场罢工在18个月后扩展到里加、莫斯科和第比利斯。130万工人被卷入了1914年的总罢工中，这个数字占到了俄国工厂工人总数的65%。就算是在社会主义者势力薄弱的地方，军国主义也占不到多数。在比利时，具有统治地位的天主教党人强烈抵制如火如荼的战备工作。然而，没有人比德国的“左翼”人士——欧洲公民民主权力最集中的体现之一——具有更强的反军国主义的精神和魄力了。然而，关于德国战前反军国主义的争执一直没有停止，我们在今天的历史教科书上仍然能够读到相关内容，但我们往往因为低估当时反军国主义的影响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其实证据很明显，欧洲人民没有打算向战争靠拢，而是选择了背弃军国主义的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