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1826年(2)

1826年5月15日星期一

我和歌德一同谈论斯蒂芬·许茨[141]，歌德给他以很高的评价。

他说：“上个星期，我卧病在床，有暇阅读了许茨的诗作《快乐的时刻》。这本书给我带来很大的乐趣。如果许茨生活在英国，他会引起轰动，因为他不仅具有观察和表达的才能，而且善于发现重大的生活问题。”

1826年6月1日星期四

歌德谈论巴黎的报纸《地球》[142]。他说《地球》的同事是一些社交界名人，他们不仅开朗、聪明，而且极富独创性。他们巧妙地、彬彬有礼地指责别人，与此相反，德国的学者们总以为，凡是和他们想法不一样的人，就必须仇恨他。我把《地球》算作最令人感兴趣的杂志之一，而且不能缺少它。

1826年6月5日星期日

歌德告诉我，普莱勒[143]曾来他这里向他告别，然后去意大利考察几年。

歌德说：“作为旅行的祝福，我曾建议他看准方向，特别要注意向普桑[144]和洛兰[145]学习，首先要研究这两位艺术大师的作品，这样就可清楚地看出，他们是怎样观察自然，并怎样表现他们的艺术观和艺术感受的。

“普莱勒是位很有才能的画家，我不用担心他的前途。此外，我觉得他的生性很严肃，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与其说倾向于洛兰，倒不如说倾向于普桑。不过，我建议他要特别注意研究洛兰。这是有根据的，因为艺术家的培养和任何其他的才能的培养是相同的。在一定程度上说，我们的特长是自然形成的，可是我们生性中的那些不是我们日常倾向和不怎么强大的萌芽和资质，只有经过特殊的照料，才能变为我们的特长。

“例如，正如我经常所说的，一位年轻的歌唱家天生会有某些非常优美和无可指责的声音；可是他也会有某些不怎么优美、纯正和圆润的声音。正因为这个缘故，他必须通过特殊的训练使后者比得上前者。

“我相信，普莱勒在过去曾非常成功地表现了严肃的、了不起的，也许还有些原始野蛮的东西。但是，至于他在将来能否同样成功地表现轻松愉快的、优雅的和妩媚的东西，这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特别嘱咐他要好好向洛兰学习，以便通过研究掌握他天性中也许缺少的东西。

“此外，我还提醒他注意一件事。迄今为止，我看了他的不少写生习作，它们非常好，充满了活力与生命。可是，所有这些写生习作只表现了自然界中的单个事物，缺乏画家自己的想象力。我于是向他提出了建议，将来在写生的时候切忌只画单个的事物，例如单个的树，单个的石堆，单个的茅屋，而应该同时画上某些背景和某些周围环境。

“我之所以提出上述的建议，是由于以下的原因：我们从来也不把自然界中的某种事物看作单个的事物，而是把它跟其他的事物，即它前面的、旁边的、后面的、下方的和上方的事物联系起来进行观察。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某种单个的事物特别宜于人画；可是，单凭这单个的事物不能产生影响，只有把它跟它旁边的、后面的、上方的事物联系起来加以表现，才能产生影响。

“例如，我在散步的时候，偶然发现一棵橡树，它的可以入画的效果使我惊喜。可是，如果我把它单独画出来，它也许就会失去它原来的丰姿，因为有助于它和增强它的可以入画的效果的因素缺乏了。

又例如，一片森林之所以显得美丽，是由于有天空、日光、太阳的高度的衬托。如果我的素描画缺少这一切因素，它也许会失去原有的魅力，变为某种索然寡味的东西。

“还有一点，在自然界里，只有合乎自然规律的、被证明是真实的东西才是美的。但是要使自然界里的真实的东西在画里也显得真实，就必须补充一些产生影响的因素。

“我在小溪边上发现一些造型美观的石头，其露出水面的部分长满了青苔，简直可以入画。可是青苔的形成，不仅有赖于水的湿度，还有赖于溪流附近的朝北的山坡，或多荫的树木和灌木丛。如果我在自己的画里删去这些产生影响的因素，那么它就会失去真实性和本来的说服力。

“同样，一棵树的形成，不仅有赖于它下面的土壤的种类，还有赖于它旁边的和后面的其他树木。一棵生长在多岩的小山的朝西和多风的顶端的橡树，从形状上看完全不同于生长在下面避风山谷里柔软的土壤中的四季常青的橡树。这两种橡树都可以是美的，但它们具有完全不同的性格，所以画家在画这两种橡树的时候，必须注意它们在大自然中的生长情况。对于艺术家来说，学会描写事物的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可是，如果画家想画各种各样平淡无奇的偶然现象，那是愚蠢的，因为这些偶然现象很少对主要对象的形状和形成产生影响，至多只对主要对象一时的、可以入画的外表产生影响。

“我用这些平凡的例子向普莱勒说明了画家应该注意的主要的事情。我相信，我的这番话将在他这样一个天生的有才能的画家身上生根、发芽。”

1826年7月26日星期三

今晚我荣幸地听到歌德谈了很多关于戏剧的话。

我告诉歌德，我有个朋友想把拜伦的剧本《浮斯卡里父子俩》[146]安排上演。歌德对它能否成功表示怀疑。

他说：“那当然是一件有诱惑力的事。如果一部剧本阅读时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就认为可以把它搬上舞台，不费什么力量就可以成功，但这是另一回事。一部剧本如果本来不是作者有意并且熟练地为上演而写出的，上演就不会成功，不管你怎么演，它还是有些别扭甚至引起反感。我费过多少力量写出我的剧本《葛兹·封·伯利欣根》！可是作为上演的剧本，它就不合适了。它太长了，我不得不把它分成两部分，后一部分倒是可以产生戏剧效果的，可是前一部分只能看作引子。如果把前一部分只作为剧情的介绍先演出一次，以后连场复演时只演后一部分，那也许会行。席勒的《华伦斯坦》也有类似的情况，它的第二部《皮柯洛米尼父子》经不住复演，可是它的第三部《华伦斯坦之死》却是人们常看不厌的。”

我问，一部剧本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才会产生戏剧效果。

歌德说：“它必须是象征性的。这就是说，每个情节必须本身就有意义，而且还必须针对某种意义更大的情节。在这方面莫里哀的《伪君子》是个很好的范例。想一想其中的第一场是个多么好的引子啊！一开始一切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让观众推断出更为重要的东西。莱辛的《明娜·封·巴尔赫姆》的引子也很高明，但是《伪君子》的引子却是举世无双的，它是这类体裁中最好的作品。”

接着我们谈到卡尔德隆的剧本。

歌德说：“在卡尔德隆的作品里，你可以发现同样完美的戏剧效果。他的剧本完全适合于在舞台上演出，其中没有哪一笔不是针对预期的效果而着意写出来的。卡尔德隆是一个同时具有最高理解力的天才。”

我说：“很奇怪，莎士比亚的所有剧本都是为他的剧院而写出的，可是按严格的意义来说，却不能算是便于上演的剧本。”

歌德回答说：“莎士比亚写这些剧本完全出自他的本意，而且他的时代以及当时的舞台装置对他也没有提出什么要求，人们满足于莎士比亚拿给他们的东西。假如莎士比亚是为马德里宫廷或是路易十四的剧院而写作的，他也许要适应一种较严格的戏剧形式。但是我们无须为之感到惋惜，因为莎士比亚作为剧作家，就我们看虽有所损失，而作为一般的诗人却得到了好处。莎士比亚是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从他的剧本中我们可以学会理解人类的思想感情。”

接着我们谈到剧院管理方面的困难。

歌德说：“困难在于懂得如何穿插偶然性的东西而不致背离我们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是：一个由优秀的悲剧、歌剧和喜剧组成的好的保留剧目，也就是固定的、经常演出的备演剧目。至于我所说的偶然性的东西，是指群众想看的新剧本、客串角色之类[147]。我们不能让这类东西把我们引入歧路，而要经常回到我们的保留剧目上。

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真正好的剧本，对于一个行家来说，组成一个好的保留剧目是件极容易的事，而坚持按照备演剧目演出却是件极难的事。

“过去席勒和我掌管魏玛剧院时，我们有一个有利条件，即整个夏天都在劳赫斯塔特演出。那里有一批出类拔萃的观众，他们只想看好戏，所以回到魏玛时已把一批好戏排练得很熟，可以在冬季复演夏季演过的节目。此外，魏玛的观众信任我们的领导，即使上演了他们可能一无所获的东西，他们也相信我们是根据一种较高的宗旨表演的。”

歌德继续说：“在九十年代，我关心戏剧的真正时期已过去，我不再为舞台写剧本，我想完全转到叙事文学创作方面。席勒重新唤起了我对戏剧的兴趣，为了使观众喜欢他和他的剧本，我又参加了剧院。在我的剧本《克拉维哥》写成的时期，我要写一打剧本也不难，我有的是题材，写作对我也是驾轻就熟的；我可以在八天的时间里写出一个剧本来，可是我没有写，我至今还为此生气呢。”

1826年11月8日星期三

今天，歌德再次以钦佩的口气谈到勋爵拜伦。他说：“我再次读了他的剧本《畸形人变相记》，我得说，我觉得他的才能越来越大。他笔下的魔鬼来自我的靡非斯特，但不是模仿，有关它的一切完全是独特的和新的，一切都很简洁、优异和风趣。其中没有一个地方是弱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挑剔的，到处都可以看出作者的想象力和精神。妨碍他创作的是病态性忧郁的东西和消极的东西，他像莎士比亚和古希腊人一样伟大。”我感到惊讶。歌德说：“是的，你可以相信我刚才所说的这些话，我重新研究了他，不得不一再承认他的才能。”

在以往的一次谈话中歌德发表了这样的看法：“拜伦勋爵有太多的经验。”我当时不明白他这话的意思，但是我不敢问他，只好暗自思考。但是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耐心等待，直至我的有进展的文化修养或者某一幸运的情况能帮助我揭开这一秘密。幸运的情况终于来了。有一天晚上，我在剧院里观看了《麦克白》的演出，演员们的出色表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上午，我找来了拜伦的作品，并且读了其中的《贝波》。可是，和《麦克白》相比，《贝波》这首长诗并不适合我的口味。我越往下读，就越发明白歌德那句话的含义。

在观看《麦克白》的时候，有一种精神强烈地吸引着我，它伟大、强大和崇高，只可能来自《麦克白》的作者莎士比亚。他生来就具有较高和较深的天赋，正是这种天赋使他超群出众，使他成为伟大的诗人。在这部剧本中，世界和经验是从属于这种富有诗意的精神的，换言之，世界和经验的作用只在于让这富有诗意的精神说话和居支配地位。在这部剧本中，莎士比亚这位伟大的诗人主宰着一切，用他那崇高的思想使我们变得高尚起来。

与此相反，我在读《贝波》的时候，感到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腐化堕落的经验的世界，这种经验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已和将它展现在读者眼前的精神合二为一。在这首长诗里，天资高的诗人生来就有的比旁人高和纯洁的意识不见了，诗人的思想境界似乎由于诗人和尘世生活的频繁接触而和与他同类的人的思想境界合二为一了。他和所有出身高贵的、有才智的社交界名人处于同样的水平，和他们不同的是，他具有很高的表现才能。所以，我们也可以把他看作他们的喉舌。

读完《贝波》的时候，我的确感到拜伦勋爵具有太多的经验，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他向我们展现了太多的现实生活，而是因为他那崇高的、富有诗意的天性似乎被一种经验的思想境界赶走了。

1826年11月29日星期三

我也读完了拜伦勋爵的《畸形人变相记》，并在饭后与歌德对这部剧本进行了交谈。

他说：“不是吗，开头几场写得很好，也就是说富有诗意，但是后面围绕包围罗马而展开的那几场却缺乏诗意，不过你得承认，后面这几场虽然缺乏诗意，但是很有风趣。”

我说：“很有风趣，但是如果人们什么东西也不尊重，那么艺术就谈不上是风趣的。”

歌德笑了。他说：“你的话颇有道理，我们当然应该承认，诗人总喜欢说多于别人喜欢听的东西；他说出真情，但是别人并不想听，别人更希望他闭嘴。世界上有些事情诗人最好避而不谈，不要去揭露它们。但是，这恰恰不是拜伦的性格，要是你想让他改弦易辙，你就会把他毁掉。”

我说：“是的，他很有风趣。例如他在《畸形人变相记》里说过以下这句非常幽默的话：

魔鬼常会说更多的真话，

他有一批无知的听众。”

歌德说：“这句话当然重要和浪漫，我的靡非斯特也说过类似的话。”

他继续说：“因为我们谈到靡非斯特，所以我想让你看一件柯德莱从巴黎给我带来的艺术品。对这事，你的意见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