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总第2期）

本书以国家治理与现代财政制度的构建为基础，从地方税体系建设的理论分析入手，考察了中国地方税体系建设的现实格局，研究了地方税体系对政府治理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并据此探讨了中国地方税体系建设的目标与路径选择。

本书着重考察的是，受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1895～1899年清朝统治阶层也开展了如何自救的热烈讨论，并在编练新军、修筑铁路、开掘矿藏、创办银行、推广邮政、改革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实质行动，即所谓“实政改革”。实政改革上承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内核，但在改革的规格、层次和深度、广度上有显著提升；其间发生的“百日维新”，是胶州湾事件后民族危机加深所引发的一次激进改革，出现了突破制度层的内在需求；同时

本书梳理绍兴师爷手稿中保存的县级政治和财经等方面原始档案资料，利用这些数据，分析晚清县级政府财政运作、经费来源、百姓税负和收支项目等，绍兴师爷手稿中的典型案例，有利于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运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把绍兴师爷手稿置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和特殊规律中，考察绍兴师爷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首次用原稿整理和扫描的方法对绍兴师爷现象开展研究，突破囿于传统观念的理论束缚，揭示社会剧变对

宋仁宗朝（1022—1063）是两宋思想、文学、政治各领域发生重大变革并形成自身特色的关键历史阶段。此期的儒学复兴、诗文革新和政治变迁彼此交融互渗，均主要由庆历士大夫这一复合型士人群体来承当和推动。本书聚焦北宋政治文化转型的过程，由党争、改革、言事、舆论、声望、贬谪、吏治、边事、文武关系、代际互动诸议题入手，全景展现庆历士大夫在长期被污名化的境遇下如何经由体制内外的一系列言说活动展开自我辩护，在阐

契丹王朝先后建立东京、上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京城。辽朝前期采取“分国而治”的策略，以东丹国控驭渤海故壤，以大辽国统治燕云汉地。此后，“分国而治”逐渐转化为“分区而治”，东京用渤海制度，南京、西京用汉制，上京、中京则是汉制、契丹制度兼而有之。诸多迹象表明，辽朝并不存在“京道”一级的高层政区，而是在中后期逐渐形成了财赋路和军事路并行的复式政区。辽朝后期，行国性质的政治中心在捺钵，城国性质的政治中心

上古巫史不分，史官凭着宗教仪式中的文献活动取得话语权力。自西周到西汉中期，史官、君子和儒士通过对文献的载录、继承、阐释和经典化，构建了具有裁判社会功能的原史文化传统。在这一传统中，周公摄政和制礼作乐、春秋史官的微言大义、孔子整理六经和设帐课徒、诸子的各鸣一端、董仲舒的天人理论、司马迁的《史记》著述等，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书通过对原史文化中的撰述观念、载录和传播方式的研究，梳理了这一时期经典文献

少数民族乡村是我国乡村振兴的重点和难点，面临“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等现代乡村文明建设重任。对此，少数民族积淀深厚、丰富灿烂的优秀传统治理资源，是乡村振兴植根的文化沃土与内生资源。而优秀传统治理资源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则在于“创造性转化”。本书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探索性地建立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治理资源创造性转化的理论体系。其中，着重运用民族国家理论与国族理论，同

本书以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为主线，追根溯源，从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的原因、时间及移居方式，闽人三十六姓居住地久米村的兴衰，琉球王国对闽人三十六姓的礼遇与重用，闽人三十六姓及后裔对琉球王国的贡献，闽人三十六姓对中琉朝贡贸易关系的作用与影响，闽人三十六姓氏源流考，久米村家谱与福建家谱的比较研究，福建中琉关系历史遗址调查等各个方面深入探究了明清福建移民对琉球社会的进步与繁荣，对中国与琉球绵延五百余年的政

作为士绅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甘肃士绅既具有作为这一阶层的共性，也有地处西北社会的特性。首先，甘肃落后的经济、教育发展水平导致士绅阶层的数量与同时期江浙等富庶地区相比相对较少，但是甘肃民族成分的多样性也使得士绅群体的民族成分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此外，在士绅身份的获得途径上，科举考试依然是甘肃读书人获取士绅身份的主要途径，但通过军功奖叙而取得士绅身份，以及做官资格既是甘肃士绅获取士绅身份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