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情理主义道德哲学形态研究

越中素称人文渊，明代的越中地区既是阳明心学发端与成熟之地，也是文学发展重镇。王阳明作为越人，其心学思想独步当时，诗文兼有道学与文学之本色，成就蔚然可观。阳明晚年主要在乡邦传播心学，越中文士因地域优势，沾溉甚多，影响至深，由此涌现了以杨珂、陈鹤、沈炼、徐渭、陶望龄、王思任、张俗、祁彪佳等为代表的众多具有心学背景的文学活动主体，共同铸就了明代越中文学的繁荣。本书即以此为学术背景，旨在系统探究明代越中地

本书深入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造成困境的政治哲学思考和探寻，进而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秩序构想。在此基础上，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新秩序的规范性维度。最后，从全球治理变革的角度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实践新方案。

本书以道统为主线，用中西比较的视野，对中国从古至今的学术思想进行梳理，发掘贯穿其中的思维方法、价值观和对理想社会的构想。解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天道观，是中国学术思想的显著标志。西周时期，就形成了“神灵之天”“道德之天”“自然之天”的天道观，连同民本思想等作为古代思想遗产，为孔、墨、老三哲所继承。不同天道观相互渗透、互相影响，产生更加精彩纷呈的思想成果。从中外交流的大历史观看

儒学始终影响着中国古代散文的嬗变。远古神话传说，已含儒家仁爱精神。“六经”是儒学形成的思想渊源。春秋战国儒家的历史散文与哲理散文形成我国散文的现实主义传统。汉代文人的散文反映了儒家大一统观念。魏晋南北朝淡化名教观，骈文追求审美愉悦。隋唐五代，儒学复兴引起古文运动的兴起。宋元明理学促成古文的正宗地位，然而后期以复古相号召，实属拟古倾向。清前期，散文经世致用的特点，开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变革的先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要立足现代政治发展理念，也要发挥古代治理经验与智慧的滋养功能。中国古代治理的典型特征是德治主义，优秀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对治理的道德层面给予深切关注。现代治理也必须符合道德意义上的正当，检视与反思古代治理的道德基础，可为新时代国家治理提供借鉴。本书以朱熹政治哲学为核心讨论对象，阐释中国古代治理的伦理道德基础，梳理古代政治道德的价值及其当下意义，搭建德治传统与现代善治间的

本书将宋明理学史上错综复杂、争议颇大的关学与洛学的学派关系问题置于宋代理学形成发展的宏阔背景下，基于文献与思想互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进行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全景式、立体化研究。根据问题生成与衍化的逻辑，从对争议的历史梳理、张程文献互入现象的揭示、张载逝后二程对其的评价、“关学洛学化”再辨析、张程文献互入的现象揭示、弟子视野的评价、对朱陆之辩的影响七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现与研究，揭示出关学

本书以先秦儒家政治哲学为研究对象，从先秦诸子的宏阔视野对于儒家在先秦时期对天人关系、道体与道用、政治与道德，以及传统与现代、因袭与变革等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以期通过这种综合性研究来获得对于先秦儒家在政治理念、政治行为及政治理想诸多方面于哲学意义上的理解与把握。本书自觉运用比较研究的学术方法，从诸子的宏阔视野来研究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既有利于在诸子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来彰显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性质、特点与价值

本书试图对韩非子治道思想这一老问题在学界研究基础上做出新解读，认为韩非子治道的要义是，君主通过全面控制建构出绝对的政治秩序和权力秩序，与此同时君主亦需相当的自我控制。本书重新阐释了韩非子治道思想的逻辑结构——势—法—治：“势”论聚焦政治哲学中权力分配和资源配置的重要问题，但“势”并不等同于“权力”；“法”具有“绝对性”，这是对前期法家的重要推进；“术”可划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君主对官僚系统的整体控制

本书选篇突显了陈来先生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精神与境界的阐释，集中体现了陈来先生对儒学的贯通研究与全面认知。本书以历史沿革为序，上通三代东周，溯源儒学之根与魂；下贯阳明、船山，一直到现代新儒家。开篇所论中华文明的哲学基础、世界观、价值观，主要是依于儒家思想所作的展开。之后论孔孟、宋明理学、近现代儒学和依于仁学谈论的儒学之现代价值，从中可以窥探陈来先生对儒学与中国哲学内在价值的传承和发展。